“自从爸妈去深圳后,每次回家我都很感慨,好像一切都失去了秩序。家里堆满了工具、脏衣服、乱七八糟的书籍;冰箱里饭菜都已发霉,死在碗柜下面的老鼠还等人将它埋葬……”这是贵州一名留守儿童写的日记。

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在一些地方被称为“三留人员”,是我国的一个特殊群体。随着国家脱贫攻坚力度的加大,对他们的物质帮扶措施逐步落实落细,与此同时,这一群体由于精神空虚导致的各类问题也不容忽视。当理想与现实碰撞,如何让他们避免撞上心理“暗礁”,让农村葆有昂扬的精气神,值得各方探讨。

 

心病!心病!这里的乡村并非静悄悄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这是以前用来形容农村空巢老人的。如今,在不少村民家里,没有电视机可以,没有无线网络不行。“三留人员”通常有大把时间可以消磨,当一些正能量文化不能占领时,“亚文化”就会悄然生起。

“亚文化”侵蚀农村“三留人员”

记者采访一个贫困户时,屋里有一老一小。老人72岁,坐在炕头上,正闭目听戏,手机里播放着地方戏,但仔细一听,却是一些带“黄色”的戏曲段子。小孩5岁,捧着手机在玩。环顾家里,没有大件家用电器,屋内柜子上的无线路由器指示灯不停闪烁,十分显眼。老人说,网络是特意让儿子给装的,一年几百元的上网费用,能承受得起,也愿意掏。

一位在东北参与扶贫工作多年的基层干部说,许多留守妇女由于精神空虚,很容易被不正规的宗教团体甚至邪教团伙拉拢、洗脑。

在四川广安华蓥市,彭某某等人多次到农村传“福音”讲“见证”,告诉村民只要信“三赎基督”,生病不用吃药自然就好,拉拢加入“三赎基督”邪教组织,传教人数40余人,多为留守妇女、老人。

在四川洪雅县,一名假“道士”李某以封建迷信为幌子，称被害人“命中犯凶”“克夫”，作法可以消灾解难,欺骗多名留守妇女与其发生性关系。

一位基层干部表示,农村文化生活贫瘠,留守人员精神空虚是普遍现象,这让其更容易被邪教蛊惑。

某地审理的一个案件,被告人专门针对留守老人、妇女开设赌场,每次押注有的1元、2元,有的更高一些,一般有5到7人参赌,最多时有20多人,被告收取一定费用。

“孤独寂寞冷”有谁知

“三留人员”没有“羡慕嫉妒恨”,唯有“孤独寂寞冷”。留守老人渴望儿孙膝前绕,留守妇女盼望丈夫把家还,留守儿童期待父爱母疼,但现实是,他们所热盼的亲人都在为生活奔忙,很难相聚相守。

不管是发达省份，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三留”现象都很普遍。以浙江为例,截至2017年底,全省农村共有60岁以上老人500多万,多数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8.3万人;还有大量留守妇女。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对于留守儿童来说,人身安全问题值得关注,节假日、放学后的安全问题尤为突出。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缺少父爱、母爱,平时与家人沟通少,强烈的失落感、自卑感易造成性格孤僻,影响身心健康。

对于留守老人来说,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一日三餐等日常照料问题。留守老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决定了这是最困扰他们的问题。二是精神空虚问题。留守老人普遍心理空虚、精神焦虑孤独，渴望情感慰藉、交流和天伦之乐。三是平时的看病问题。大多数留守老人既要劳动,又要看护留守孙辈,许多人体力不支、身体较差,而到医院看病往往路途较远,导致有小毛病扛着不治疗。

对于留守妇女来说,一是精神空虚。留守妇女精神文化生活单调,空闲时间主要是看电视、打麻将。心理压力较大,精神负担较重,既担心孩子教育问题，又担心丈夫冷暖，夫妻感情出现危机。二是缺乏自信。留守妇女文化底子普遍较薄,很少参加实用技术培训,发展能力较弱,导致自信自强意识较低,自主创业和发展生产的能力较弱。三是身体不佳。留守妇女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既要承担繁重的生产劳动,又要料理琐碎的家务,还要照顾年迈体弱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不少人身体状况不好。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心理健康问题细微不易察觉,是大堤上的蚁穴。现代社会暴发的新病症中,许多涉及心理问题,更不用说忧郁症、妄想症、偏执狂、强迫症等典型的心理疾病了。许多成年人的心理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赵国秋说。

赵国秋曾接诊过一名病人,60多岁，家住浙江省温州市农村,与丈夫离异,子女常年在外打工,老太太要照顾一个10岁的孙女,还要兼顾农活和家务活。劳累加上孤独寂寞，她总是觉得活着没意思，想自杀。“儿子带她来医院治疗的时候,她完全接受认知调整,愿意配合吃药。可是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精神依然无法解脱,最后还是上吊自杀了。”

统计数据显示,留守老人因心理疾病和身心并发疾病，自杀率常年居高不下,深深的“无用感”是其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觉得自己被淘汰、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弃,原有的对自身‘角色’的感觉受到重创。对这种状况，相关政府部门、组织机构的关注度还很低。”赵国秋说。

留守妇女的精神空虚、焦虑、自卑等状态也不容小觑。在浙江黄岩茅畲乡的一次采访中,一名40岁左右的留守妇女告诉记者,家里的男性青壮劳力都到外地去打零工了,她一个人要照顾两个老人和两个孩子,从早忙到晚，感觉就是个干活机器，没有人帮忙，没有人关心，心里难受的时候也没有人可以说说话。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加突出。浙江省台州市某小学对留守儿童的长期调查显示,相较于普通儿童,留守儿童更易表现出情绪消极、任性、冷漠、内向和孤独,其中82%的留守儿童在问卷中表示自己很孤独;45%的留守儿童表示自己有烦恼不知道向谁倾诉。

专家认为,如果无法正常获得父母呵护,孩子很可能会出现情绪障碍,并继而导致行为障碍。负面情绪长期累积、恶性循环,向内可能诱发精神疾病,向外则可能导致冲动性犯罪。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全国法院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来自留守家庭的孩子占很大比重。

警惕留守之地成精神贫瘠之地

在扶贫重点地区的留守人员中,精神贫困现象往往更加突出。通常表现为听天由命、消极无为,安于现状、好逸恶劳……

记者在贵州、四川等地一些中学采访调研时，发现出了问题找不到家长的情况十分普遍。“有的班开家长会,老师比来的家长还多。”一位到西部支教的老师说,上课、就寝时间,都有学生在手机上看电影,甚至上黄色网站;有的家长双休日给孩子送吃的,顺便会带来自制的土烟;有的学生拿着打到卡里的资助款去买好手机、请客吃饭、进网吧打游戏……

几乎所有的受访专家均建议,要想尽一切办法让留守孩子待在父母身边。

“从小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很难发展出对他人的信任感。不信任人的人,会缺乏安全感,难有幸福可言,不会爱他人、爱世界,乃至爱自己。”退休后潜心支教西部的“名校长”、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兼职教授陈立群说。

与此同时,传统道德失守和价值观扭曲的现象值得关注。四川省大凉山地区一度出现过较为严重的吸贩毒问题,因吸毒感染艾滋病也相伴而生。彝族学者巴切日火认为,出现这样的现象,很大程度上缘于传统道德失守。“金钱至上的观念影响了很多年轻人。有个地方抓了一个女毒贩,审讯中她表现出对警察的不屑,甚至很猖狂地问他们一个月挣多少钱。”

“过去40年,我国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而与这个‘物’相匹配的‘德’远远不够。”陈立群说,回归乡土传统教育、重建乡土文化是改变农村精神贫瘠现象的关键，由此才能提升自我实现之志、家乡发展之志、民族复兴之志。

 

打造农村“新守望相助”体系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守望相助成为我国农村最宝贵的文化特质之一。近年来,随着农村留守群体精神空虚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一些恶性事件的接连发生,社会各界对于打造农村“新守望相助”体系呼声越来越高。

记者调研发现,在基层政府、学者、社会组织的积极努力下,一些地区已经展开探索,并取得了较好成效。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也认识到,光靠政府主导和资本投入是不够的,关键还在于搭建一个激发留守群体内生动力的平台,通过组织日常活动,尽可能满足留守群体的精神需求,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播种更多绿色的希望。

关爱服务工作存在共性问题

在留守现象突出的地区采访,时常会被消极的心态传染。“走访一次,难受一个礼拜。”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说。而导致这种消极心态的,既有形形色色的主观因素,也有关爱服务工作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综合各方观点来看,共性问题大致可分为六个方面:

一是各地各部门对留守人员关爱重视程度不一。有的地方领导认为留守人员较少、问题不突出,不必重视;有的认为抓经济是硬道理,从思想深处把它搁在一边。因此，在一些地方，关爱工作处于群团、社会组织“自拉自唱”的境地。

二是对老人、妇女和儿童三类人群关爱服务不均衡。以浙江为例,有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帮扶的实施意见,但没有系统帮扶留守妇女的政策,也没有通过底数摸排掌握农村留守妇女的基本信息。

三是现状分析不够,任务重点不突出。虽然各地开展了大量的关爱工作,也有不少好经验、好做法,但从整体来说,对于重点是什么、到底如何抓等分析不够,有的虽然问题看准了，但抓的力度不够大。

四是关爱服务碎片化,缺少合力。现在做留守人员关爱服务工作的单位不少,政府部门有民政、教育等,群团单位有妇联、团委等,社会团体有老年协会、关工委等,此外还有不少公益组织。从政协民主监督的调查结果来看,这些机构统筹协调还不够,关爱服务一阵子、点状式和碎片化现象比较多。

五是资金筹措渠道单一,导致关爱服务活动规模和形式受到限制。以管理、辅导和照料为主,提供简单的活动场所,缺乏资金进一步开展有特色、有深度的活动。

六是社会服务队伍亟须提高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准。志愿者队伍人员组成复杂,许多人缺乏专业化、职业化能力,规范化指导水平不高,导致一些关爱行动收效甚微。

部分地区探索有亮点

临近年底,喜庆氛围日渐浓厚。湖北省沙洋县高阳镇官桥村老年人活动中心门前热闹非凡,村里的老人们正在排练文艺节目,脸上洋溢着笑容,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不时哈哈大笑。

作为一项乡村建设试验,官桥村老年人协会是受到业界认可的“乡村守望互助”成功样本之一。从2003年以来,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率领团队，先后在湖北洪湖市、沙洋县4个村进行老年人协会建设试验,每年给每个老年人协会捐赠1万元作为运转经费,帮助建立“老委会”等组织机构,组织留守老人开展多种文化娱乐活动。

据了解,10余年来,老年人协会为老年人提供了基本的活动空间和交流平台,日常组织老年人打牌、下棋、跳舞,还举办重阳节、春节等重大节日庆祝活动。协会还给老年人过寿,帮助家属为老年人送终,定期走访高龄老年人,表彰好媳妇和好老人,为出现紧急困难、高龄老年人提供基本服务。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李永萍告诉记者,在老年人协会建立之前,村庄公共文化匮乏,村民相互串门很少,老年人如果去串门可能还被人“嫌弃”,只能在家里枯坐。而在近年多次入村访谈中,她与村里老人聊天,能感受到他们心态积极,生活热情很高。“很多老年人都提到,在老年人协会玩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心情畅快,而自己一个人在家时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心情不好,容易生病。”

其他地方也不乏类似探索。浙江省建德市等地充分发挥留守妇女的主体作用,办起了“留守儿童之家”“山妹子服务队”,既很好地发挥了留守妇女的作用,又一举多得帮助三大留守群体缓解了精神空虚问题。

四川省眉山市推出“爱心储蓄,邻里守望”积分制，促进互助养老。河北省邯郸市的“互助老人幸福院”则按照村级主办、村民互助、邻里互助、社会捐助、政府支持的方式,为农村老人提供了一个白天相聚交流、互助互娱的场所,晚上则想住就住、回家自便。

打造载体、激活“少数人”是关键

在传统乡村互助文化里,农民盖房、春耕秋收、红白喜事等,都是邻里乡亲一起出力帮忙;过年舞龙、闹元宵、庆重阳、冬闲搭台唱戏等,都是农民自发组织、互助互动。如今,缺乏最具活力的青壮年群体,许多村庄变得沉寂,过去的“以工换工”互助模式变成了直接的现金交易。办红白喜事时,人们都是干脆请来“流动酒家”帮忙操办,不再邀请邻居、亲戚帮忙打理,他们就是到时揣着红包来吃个饭就行了。

为体现对留守群体的人文关怀，满足其精神需求，多年来各地推出了一系列公益项目,投资不少,声势不小,然而效果并不显著。对此，贺雪峰表示，作为传统守望相助基础的乡村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变,看不到这一点，抓不住问题的症结，光靠投钱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李永萍认为,构建农村互助体系，不能是政府唱独角戏,不能靠砸钱打造盆景,而是要将农民尤其是留守群体组织起来。

贺雪峰认为,留守问题有悲情化的一面,但也要看到发展“新守望相助”的可能,要发挥相对年轻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的作用。无论是沙洋县的老年人协会,还是邯郸市的“互助老人幸福院”,他们都有共通之处，即在资源匮乏、村庄结构性较弱的地方,通过一些社会组织搭建一个载体,为留守群体提供低成本、高效益的闲暇方式和生活方式,组织留守人员参与、享受各种活动,既摆脱了精神空虚,又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李永萍说：“关键在于发掘和激活村庄社会的积极分子,我们称之为‘负担不重的人’。这一般是指那些五六十岁的低龄老年人,尤其是家庭负担不重、有一定能力且有一定威信的人。”

如何定位政府角色

“在打造长期关爱服务体系中,对于如何发挥政府作用,我们还是很迷茫。”一名基层干部说。多地基层干部反映,目前与关爱服务留守群体相关的有民政、教育、妇联、团委、老年协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主体,此外还有不少公益组织,但目前工作缺乏合力,不利于打造长期体系。

一些地方基层干部热情较高,希望加快打造守望相助新体系，与此同时,部分相关协会在运转过程中因为政府部门介入过多,出现自主性受影响的烦恼。

南方某村的老年人协会过去主要依靠个人捐助资金维持正常运转。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协会越办越好,当地政府想借其名声达到宣传目的,有意无意间开始干预协会运转。对此,老年人协会成员出现不满情绪,部分成员的积极性也受到影响。

李永萍等学者认为,在打造乡村“新守望相助”体系过程中,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但通过实践也能发现,政府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定的资源投入,促进载体建设,保证正常运转,激活村庄社会的内生活力。二是发挥引导作用,而非替代作用。类似老年人协会这样的组织，应该由留守群体自我管理，政府可发挥监督作用，但不应过多介入,影响其正常运转。（半月谈记者 白明山 俞菀 周楠 吴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