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物学领域，“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秘密就在于生物基因的自我复制，这是生物体保持自身生命延续和自身特征延续的“上帝密码”，没有基因复制，就没有生命体的延续，生命体就必然会走向灭亡。在社会领域，社会有机体也遵从这个规则，无论是上古时期的氏族部落，还是文明社会的国家组织，也是在某种形式和规则要求下按照需求不断地进行自我复制出来的，社会组织也因此得以延续。

邪教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社会细胞变异所产生的“癌细胞”，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恶之花”。自古至今，几乎所有当政者对邪教的防控都十分重视，但无论是采用法律惩戒，还是使用强力镇压，也或是道德教化，效果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此地剿灭了一个邪教组织，彼地另一个邪教组织就又冒出来了，究其原因，就是邪教组织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功能，其自身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组织模式和行为方式，邪教教主如果想创造一个邪教组织，只需要把屡试不爽的原有模式复制粘贴即可。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邪教作为一种“基因变异”的社会组织，和生物学上的基因病毒复制相类似，因此，在理论上揭示邪教病毒复制的规律，破解其复制密码，对于防控打击邪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邪教教主是如何复制的

历史不仅代表过去，历史更可以告诉未来。邪教教主几乎是一切邪教组织产生的“蚁后”，回顾中国历史上邪教教主的发迹史就能很容易的发现邪教组织蔓延发展的“狐狸尾巴”和寻查到邪教快速复制的蛛丝马迹。

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具有代表性的邪教组织就是南宋时期吴郡昆山沙门茅子元创立的教门“白莲宗”。茅子元自幼父母早亡，生活困顿，为生计他投奔本州延祥寺志通和尚出家为僧，诵习《法华经》，这本是一个毫无新意的乡下穷孩子出家为僧的故事。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小和尚的茅子元，深知依靠常规修行，根本实现不了自己被世间众生尊崇的野心。后来，他为了抬高自己，就杜撰故事，神化自己“悟道”的过程，于是他为自己编造了一个离奇的身世，“其母柴氏因夜梦佛一尊入门，次日遂生子元，故名‘佛来’”。“一天他正在禅定之中，忽然听到乌鸦叫声，遂豁然‘悟道’”，并随口诵出四句偈语：“二十年余纸上寻，寻来寻去转低吟，忽然听得慈鸦叫，始信从前错用心”。由此，其创立了“白莲忏堂”，“劝诸男女同修净业，自称‘白莲导师’，坐受众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秘密教门“白莲宗”的教主便横空出世了。

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茅子元的发迹史为后世的各个门派的邪教教主提供了“模板”。各个教主都如法炮制，创教之初先编造一个自己离奇的出身，要么是哪位神灵转世，要么是佛祖的多少代传人，要么是天生异相，然后再编造一个及其荒诞的“悟道”故事，要么得到神人真传，要么偶遇神迹等等不一而足。实质上，不但茅子元本人是普通人，后世的教主也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平常人。但他们为了创立邪教组织，极力把普通变成不普通，把平常变成超常，而且越来越离谱。

到了明代，罗教教主罗梦鸿，运粮军人出身，生活非常艰辛，但其神话自己说：“梦中哭痛，惊动虚空，老真空大发慈悲，从西南放道白光，将他度化”，一个教主就这样捏造出来了。而流传明清两代，延续二百多年的闻香教教主王森故事编的更为离奇，王森本人出身贫寒，以做皮匠为生，为了传教，他编造谎言，声称自己在野外救下了一只狐仙，这只狐狸为感谢救命之恩，自断其尾赠之，有异香，取名闻香教。当代邪教法轮功头目李洪志，本是长春市粮油公司保卫科干事，除了能吹小号这个普通乐器外算作业余爱好外，并无特长，他为了神话自己，不惜更改出生日期，称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胡说什么从童年起便得到佛家、道家真传，功力达极高层次，具有种种“神迹”，天地之间他最大。

总之，归纳邪教教主的发迹史，我们会发现，所有邪教教主都热衷与复制一个自己与众不同的“神话”和“奇遇” 来蛊惑信众，抬高自己，此例不胜枚举。

二、邪教组织的邪说是如何复制的

邪教组织为了逃避打击，赢得生存空间，显示自己的“高大上”，都会“炮制”自己的经卷、编造歪理。邪教的歪理邪说一定意义上就是邪教组织活动的招牌和遮羞布。

邪教因为最擅长把自己伪装成正统宗教、合法宗教，因此所有邪教组织都会仿照传统宗教，拼凑自己理论，杜撰邪教经典。早期的教门组织编写经卷多是从佛经中抄取。如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教门组织“白莲宗”，其教主茅子元就是“撮集《大藏》要言”，编成《白莲晨朝忏仪》，作为其徒子徒孙“礼佛忏悔”必修之课。明代罗教教主罗梦鸿所编的《五部六册》，更是大量的抄袭佛教经论、佛教禅语等。弘阳教教主韩太湖则又更进一步把儒、释、道三家经典杂糅起来，还抄袭了罗教的经卷，编纂了三四十种教义，甚至有的教义名称还和罗教雷同，如双方都有《苦功悟道卷》、《叹世卷》等。清初山东刘佐臣创立的五荤道除了抄袭上述教义外，还把传统文化如周易八卦、魔术、气功、巫术等吸收进去。以至于后来所有教门、邪教组织的经卷都是这样抄来抄去，教义越来越多，越来越庞杂，也越来越荒诞。

由于所有的教门、邪教组织都编有大量自己本教的所谓“教义”，可供邪教教主们抄袭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当代邪教教义中，充满了宗教及民间信仰的各种学说和专业术语，佛家的轮回和劫难说，道家的神仙长生说，儒家的修养德行说、民间巫术民间神怪传说，组成庞杂的理论“体系”。如法轮功头目李洪志所编造的《转法轮》等经卷，除了抄袭还是抄袭，是典型的大杂烩。

伴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又出现了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半截子基督教教义经典，天平天国首领洪秀全就是例子。在当代邪教中，全能神头目赵维山，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却干着曲解圣经、歪曲教义勾当，以为我所用、唯我独尊的态度对圣经和教义进行恶意的批判和取舍，利用了于他们有利的部分，否认了于他们不利的部分，真可谓煞费苦心。

三、邪教组织的传教手段是如何复制的

一个教门或邪教组织如果只靠欺骗和吹嘘吸引徒众，是维持不了多久的，且也不会发展多大规模，其必须具有能给信众解决难题及带来多少实实在在利益的技能和手段。笔者遍观宋元明清、民国时期的教门、会门组织，教首们普遍靠医术拉拢民众入教。几乎所有的教门头目，都曾经学过医，读过医书，有从医或巫医的经历，即使他本人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他也会网罗会医术的人共同从事创教和传教事业。可以说，医术或巫医是邪教拉拢信徒的核心手段，在整个邪教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清乾隆时期山东清水教首领王伦通医道，时常借替人治病传教收徒，且不收任何费用，百姓感其恩惠，纷纷入教。王伦则挑选身体强壮者，收为义儿、义女。其中一个义女乌三娘，是杂技出身的江湖艺人，因被王伦治好毒疮而认作义父，后来成为王伦的情妇。这些义儿义女成为清水教的骨干，在传徒和武装叛乱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行医治病是历代教门或邪教组织拉拢信徒屡试不爽且非常有用的手段，当代邪教组织怎么可能不拿过来用呢？故当代邪教同样也扯起了信教医病大旗。所不同的是，历史上的教首或多或少都粗通医理，懂一些医道，而当代邪教教主可是真真正正一点医术不通的骗子，所谓信教治病纯粹是宣传的口号，骗人的把戏。门徒会就大力宣传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他们“传福音”时也靠宣传神迹医病来吸引人。农民出身仅有小学文化的季三保怎么可能会治病呢？法轮功邪教教主李洪志在“传功”初期，就利用了中华传统医学练气功可以治病的常识，是典型的“功法类”邪教。他以练习法轮功能够祛病健身为幌子，靠“治病”吸引信徒，且声称免费治疗，其方式方法和历史上的教首行医如出一辙。华藏宗门头目吴泽衡自称为许多领导人和弟子治愈了癌症和疑难杂症，经常开药方给弟子治病，一个药方收费几千元不等。吴泽衡推行“全息医学”，号称可以用所谓五行、气息等治疗癌症，一个疗程数十万元。

总结以上规律，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发现邪教“斩草易、除根难”的秘密。邪教教主和邪教组织就是按照以上套路，像癌症病毒一样在不断地复制教主，复制歪理邪说，复制传播手段来发展组织，侵害社会有机体的健康。因此，防控打击邪教的蔓延肆虐，也要有针对性的策略，从以上几方面入手，打防结合，建立隔离、杀死邪教病毒基因复制传播，危害社会和民众的道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