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法轮功’邪教组织后，我重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找准了定位。”李某丽说，“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以前的李某丽思想观念落后，由于生育时没能好好休养，落下病根，缺乏安全感，才使她的人生天平严重失衡误入邪教。

公婆重男轻女 老公开始离弃

1990年，经媒人说媒，20岁的李某丽从地处桂西南边陲的宁明县那堪乡远嫁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县太平镇。

同年，李某丽的小叔子也把媳妇娶进门。不久，小叔子家生下一名男孩，李某丽生了个女孩。没想到公公婆婆重男轻女，宁愿照顾孙子，也不带孙女，并冷漠地提出了分家。

因为李某丽的丈夫固执又大男子主义，结果家产分配小叔子成了最大的受益人。分家之后，李某丽的老公在当地做搬运工，她那时还年轻，坐月子里忙上忙下也不觉得累。

次年，李某丽又生下一个女儿，二女儿从早到晚总哭闹，有时她抱着抱着累了，也只能坐着闭会眼。她的爱人不再照看孩子，嫌她没读完小学没有文化，经常指责她没照顾好孩子，耽误他睡觉。公婆埋怨大儿子媳妇花的是儿子的钱，还以老大家不能没男丁，要不没人种地，还受欺负为由，要求大媳妇一定要生一个男孩。

生育落下病根 误入邪教组织

李某丽

为了生一个儿子，李某丽多次小产，没有得到更好的休养，落下了腰肌劳损、胳膊酸麻、畏寒怕冷、失眠多梦等毛病。为迫使她离婚，丈夫整天酗酒不再为小家庭花一分钱，久而久之，干脆家都不回。她抱怨丈夫的冷暴力，抱怨命运的不公，感觉自己的委屈远远多于病痛。

“我当时没文化，没技能。两个女儿又到了读小学的年龄。我除了种菜种地，空闲也做过水泥搬运工、洗车工补贴家用。”李某丽说。

1998年，一个自称是李某丽“表亲”的妇女，找到了她。聊天时，那位妇女问起李某丽身体是否康健，还告诉她，有病其实不用打针吃药，打针吃药花错钱对身体不好，说是只要相信了“法轮功”，坚持习练一种“气功”身体会越来越好，还有很多“出路”。

就这样，在“表亲”嘘寒问暖的“关怀”下，李某丽开始跟着“表亲”一起习练“法轮功”，天天打坐，天天听录音“讲经”，她也慢慢地陷入了这个小群体。

过了一段时间，李某丽发现习练“法轮功”后，自己的病情依旧。其他习练者劝她说，那是心不够诚，她身上的病是因为“业力”造成的，心里要装着“师父”，有“师父保佑”你，这样才能“圆满”。

李某丽听了，更加勤奋专研“法轮功”小册子。

陷入邪教泥潭 被举报获新生

长期习练“法轮功”后，李某丽脑子里全是“师父”，认为李洪志才是这个世界实实在在的“真神”，觉得“法轮功”可以强身健体，要听“师父的话”，才能得到“幸福”。

为了去掉“执着心”，她不再耕种自家的田地，专心“修炼”，对女儿俩不再关心，大女儿被迫在课余时间靠收集村里的孩子捡来的破铜烂铁贩卖给“收废旧”赚取差价，买笔买书买作业本。

1999年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李某丽慑于法律威严，曾停止习练一段时间。“功友”的习练都是以“家庭聚会式”联系，偷偷摸摸进行。在“功友”的影响下，李某丽害怕停止习练后会遭到“报应”，又在“法轮功”的泥淖里越陷越深，甚至在病痛焦虑中，按“大法”里释义误认为女儿是“魔”害了自己，妨碍自己“修炼”。

“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听祖母讲鬼故事，思想迷信，停止修炼‘大法’后担心被李洪志‘诅咒’，我很害怕。”李某丽说。

2001年3月，李某丽的母亲从外甥女处得知自己的女儿依旧痴迷“法轮功”后，毅然到派出所举报。被举报后，李某丽十分反感，非但六亲不认，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家里开展帮教工作。反邪教工作人员坚持不懈，对她持久体贴入微地照顾，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2004年终于唤醒她的理性。

“民警和工作人员苦口婆心给我讲解反邪教知识，我开始反思自己痴迷‘法轮功’后的荒唐生活，习练‘法轮功’让我变得孤僻、无情无义，幸好我早早脱离了‘法轮功’，否则可能酿造悲剧。”李某丽说道，“李洪志说，‘法轮功’不参与政治，让我们‘讲真相’，都是为了制造事端，极少数‘顽固分子’曾篡改挂在崇左街道的宣传标语，散布谣言，这不都是坚持与人民为敌吗？”

李某丽与邪教彻底决裂后，民警和反邪教工作人员仍坚持定期回访，了解并解决她的生活困难。2005年她参加了政府安排的技能培训班，以优异的成绩结业，顺利在某机关单位从事花卉园林修剪管理工作。

“平常在修剪花花草草时，我悟出了很多人生道理。劳动使我心境平和，我学会了包容，更有责任心。我还参加了市里的粤剧兴趣表演小组。能够每月按时领到工资，我很知足！我的两个女儿从职高毕业后参加了工作，现在都在私立幼儿园做老师，非常有孝心；老头子早就认识到错了，我俩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今年我就要退休了，可以享受更多天伦之乐了。”说着，李某丽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在‘三八节’到来前，我祝愿女同胞们节日快乐！只要女人不把自己放得太低，学会坚强，美好的生活终有实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