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加和，男，曾经是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林业局里一名令人羡慕的办事人员，我们乡长的女婿。本来命运已经开始垂怜我这个自小就尝尽贫苦滋味的穷小子，可后来我却神差鬼使地痴迷“法轮功”，从此“铁饭碗”打碎了，连性命也差点赔进去。

　　投机婚姻，追求富贵

　　1969年2月，我出生在吉林省舒兰市某乡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母没有文化，我上面有一个哥哥和姐姐，家里很穷，我记得小时候我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哥哥不合穿了才给我的。虽然是这样，父母还是任劳任怨地劳作供养我们三兄妹读书，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出人头地。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我一直到9岁才有书读，因为年纪偏大一直被同学嘲笑，自己也不是读书的料，学习成绩很一般。我没有在读书上更加努力，只是抱怨老天不公平。考虑到家庭经济情况，初中毕业后我就辍学了。1987年秋季征兵，我到辽宁本溪当了3年兵，想通过参军来改变命运。复员时，我21岁，经过部队的读书、锻炼，成了一个精神爽利的小伙子，长相也算可以，被分配到林业站工作，在当时也算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差事。于是不断地有亲戚介绍婚姻对象，当然也有长相漂亮、性格温柔的我很喜欢的女孩子，最后我却选择了并不太喜欢的她做妻子，只因为她是我们乡长的女儿。在那时，家庭的贫穷，父母对于子女的期望，让我觉得爱情比起金钱、名誉、地位次要得多。当时我狠狠地对自己说：我要出人头地，要一步登天！娶了她以后，我就不用再过那些穷日子了。最后，在我的甜言蜜语攻势下，我终于成了乡长的驸马爷。金钱有了，地位有了，当我在林业站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法轮功”却如鬼魅一般来临，一接触就纠缠不休。

　　沾染“法轮功”，从治病到围攻省府

　　我服兵役期间，正值全国气功热，经常能从电视和书刊看到气功特异功能的表演。刚好同连队的一个叫王威的新兵会两招气功，我一休息就找他了解气功，他说气功能够强身健体、治病救人。这时，我对气功便有了初步的印象。

　　1990年复员结婚后，我犯了胃病，仗着年轻，对小病小灾一点都不在意。有一次去到二姐家，二姐介绍“法轮功”给我，说练功能治百病。当时我并不觉得这些气功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不以为意。但胃病发病越来越频繁，胃像是被一群蚂蚁啃噬一样，疼痛难忍。因为作息饮食还是像以前那样胡来，单纯地吃药不能使胃病好转，我没有调整作息、饮食习惯，反而觉得是胃药疗效不好，换了另一种胃药，结果胃病依旧困扰着我。最终，我受不了胃病反复发作的折磨，想起了“法轮功”。我主动给二姐打电话，二姐联系了舒兰市的练功点，告诉我3月27日开班，我可以去参加。当天我准时到了舒兰市辅导站站长家里观看了李洪志的讲法，照着李洪志所说的练起了“法轮功”，抱着死马当活马医想法的我奇迹般地感到自己的胃病在练功之后明显好转。当时我并不知道，使我好转的并不是那套七拼八凑的功法，而是李洪志要求每个弟子要戒烟戒酒、规范饮食和作息的“戒律”。可是当时的我并不是这么想，认为是“法轮功”让我最后告别了胃病，说明李洪志有神通。于是我不可救药地迷上了“法轮功”，在之后宣扬“法轮功”如何神奇的时候还现身说法，还把我的胃病说成胃癌。在胃病治好后，我继续参加李洪志的讲法培训，进一步被“法轮功”的歪理邪说洗脑——李洪志在讲法中说“法轮功”不是单纯的气功，这个功法简单好学，一世就能修成佛。我听过之后，心里兴奋难平，以为自己捡到宝了，修炼“法轮功”能够让人成仙成佛，要什么来什么，这对我这个从小吃够了积贫积弱的苦头，想要一劳永逸的人是多大的诱惑！胸中回荡着的李洪志能让学员修成无所不能的佛的豪言壮语，满足了我人生中所有的痴心妄想，兴奋得像中了百万大奖一样，梦想着真正的一步登天。

　　成佛，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诱惑对我来说实在太大了，大到我根本没有静下来考证李洪志讲的是不是真的，能不能实现，只知道自己一直处在兴奋的状态中，脑里老是想着自己成佛以后的辉煌形象。在这种功利心的驱使下，我连书都没有看完就开始疯狂地传播“法轮功”。为了让自己“早日成佛”，在“大法弟子”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我利用自己是乡长女婿的身份，通过关系，在乡市场暂借了一块地，联系了20来人每天早上在市场上开始集体练功。我还利用自己在林业站工作的便利，向单位同事宣传，利用公家的办公设备打印刻录相关的资料，向其他练习者传播，直接和间接地让附近两个乡300多人参加进来练功。由于我的积极传播，站长刘某鹏向上级请示，最后一纸任命书下来，我就担任了“法轮大法”乡辅导站辅导员。

　　1999年7月，舒兰市辅导站副站长朱某君电话通知，召开紧急会议，称国家取缔“法轮功”了。会议决议是组织大法弟子到省政府或者北京进行上访护法，因为师父的“经文”说这是最后的“圆满”机会，于是大家都跃跃欲试，决定一起去省政府集体上访。回到乡里，我马上传达到全乡“法轮功”学员，要求大家隐秘行动，各自到省政府门口集合。第二天，当我和同单位的孙某华赶到吉林省政府门前的时候，那里早已人山人海，听说全是练“法轮功”的人员，把政府门口团团围住。我询问辅导站长刘某鹏下一步怎么办，刘说正准备跟政府人员“平等面对面对话”。我们一边控制住快要爆发的学员，一边等待刘站长“对话”的结果。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刘站长从政府走出来，他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不像组织开会时的神采奕奕，他让我们这些辅导员停止行动，组织大家回家。看到刘站长的脸色，尽管有不少学员情绪激动，但各辅导员还是只能组织分批撤出省政府。

　　难见“师父法身”，深陷登天泥潭

　　我不甘心自己的成佛登天梦想就这样被打碎，在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之后，我自己组织了一拨“坚定者”，依然以乡辅导站的名义，秘密进行“法轮功”活动。

　　站长刘某鹏夫妻都是“法轮功”练习者，他们没有练功时在舒兰市开了一家礼仪用品商店，生意很好。但是练功以后，他们觉得做生意会影响到他们的修炼，就把商店兑了出去，专门修炼“法轮功”。刘某鹏是我认识的学员中最“精进”的一个，他能把《转法轮》的内容倒背如流，其他的“经文”也能熟记在心。有一次，我到他家去，看到他在自家菜地上除草的时候，竟然右手拿着锄头除草，左手捧着“经文”在看！在练功方面他也很能吃苦，我们一般打坐练功，坚持一个小时者已经寥寥可数，而他能打坐超过12个小时。他们夫妻生活上非常节俭，到他家经常看到的是白粥、馒头和咸菜。据他说，40岁左右的他们已经断绝夫妻生活好几年了。在我的心目中，除了李洪志，最崇拜的就是他了。他经常对我们说：“真修弟子有师父的法身保护，绝对不会有生命危险和身体的伤害，甚至连手扎刺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可惜事与愿违。在1999年初春的一个晚上，舒兰市“法轮功”辅导站副站长朱某君突然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刘某鹏今天在去吉林市开法会的途中发生了车祸，现在在吉林市住院，具体情况不详，所以周日的集体学法暂时取消。”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说学法弟子受李洪志“法身”保佑吗？他遇车祸时怎么没有“法身”来庇护呢？我急忙跑去医院，到了医院，朱某君告诉我：“刘某鹏乘坐出租车，与大货车追尾相撞，造成前额骨粉碎骨折。”我们守在昏迷的刘某鹏旁边，他的生死也只能听天由命了。3天后他才苏醒过来，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刘某鹏出院以后，看着他那变形的脸，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不是滋味。知道此消息的其他学员也是一脸的茫然，但是我们都很有默契地极力回避谈论这件事情，不约而同地觉得：“这是师父在考验我们吧！”也许正是刘某鹏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才让他之后能够及时醒悟。可是那时的“意外”非但不能使我幡然醒悟，反而觉得“法轮功”这棵“救命稻草”对我格外重要——“这样努力的人都学法不精、不受师父保佑，我跟他比却还差得远，看来成佛也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

　　“法身”邪说：李洪志宣传他有无数的“法身”，可以保护“法轮功”弟子，甚至上到月球都可以保护。在“法身”邪说的影响下，“法轮功”痴迷者大都忽视安全，认为有李洪志的法身保护，就算发生车祸、跳楼、跳河、自焚等事故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我还从同事孙某华病死一事中第二次见证师父所谓法身是子虚乌有的事实。我的同事孙某华比我还年轻，未婚，而且我是乡长的乘龙快婿，所以他对我是言听计从，他加入“法轮功”也是我带的路，一直以来我都把他当作是忠实的功友和亲弟弟一样对待。可是在2001年6月，孙某华为“消业”而病死的消息让我大受打击。在一次散发“法轮功”宣传资料的时候，孙某华被雨淋了，后来感冒发烧。普通的发烧感冒一般一开始只要吃几片药就能治好，但是他过于相信李洪志的“法身”保护，坚信生病只是在“消业”，所以就坚持拒医拒药，最后由于高烧不退转急性肺炎，3天后死在了另一个“法轮功”学员家中。听到这个消息我很不是滋味，看着自己一手带出来的“法轮功”学员这样惨死，临死他还相信自己是“大法弟子”，能受师父“法身”保佑。我只能尽量自我安慰，心里默念着孙某华已经“圆满”了，在“弘法”过程中得道升天了，比我们更早一步迈向成佛升仙的“圆满”之路了。对于孙某华病死一事，我不敢去细想，因为我知道，一旦反思，自己相信了十几年的“法轮功”信念，做了十几年的努力可能就会付之一炬，我已经没多少可以从头再来的时间和精力了，为了成佛，为了登天，我要坚持走下去。

　　我第三次见证师父“法身”并不存在是在2008年。2008年3月，我辗转来到云南，找到正在做寿司生意的功友孙喜，我还把云南5个相熟的功友也叫了过来，把他的寿司店作为我们的根据点，继续从事“法轮功”秘密活动。2008年9月的一天，孙喜突然脸色苍白地来找我，说他刚才骑电动车为了躲狗摔倒了，车的把手撞到了左胸，现在还很痛。他希望大家帮他“发正念”，清除伤害他身体的“邪恶”。于是，我马上组织了功友们围在孙喜的身边“发正念”，我们都认为这点小痛在师父“法身”的保护下，发几天“正念”就会没事的。可是“正念”一发再发，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孙喜左胸的痛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身体消瘦得很厉害，经常连续剧烈咳嗽，最终他在日夜不停咳嗽中走完了痴狂的一生。我亲眼看着孙喜病死，他不住地咳嗽，从肺里传出空洞的声响，消瘦嶙峋的身躯弓着，缩在床上剧烈地颤抖，眼神迷离，好像看不见眼前为他日夜不停地发功的我们，这个过程真令人难受。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有这种不可名状的挫败感。当时我们聚集在一起，看着孙喜一步一步地死去却无能为力，我们几个都哭了，一边是在寻思师父的“法身”为什么没有出现，一边悔恨我们自己学法不精，不能驱逐附着在功友孙喜身上的邪魔。因为这样想着，所以我们商量着一定要加强“学法练功”，以求最终可以登天成佛。

　　我第四次见证师父“法身”的虚无，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经历。2011年春节期间，我的后背长了一个绿豆粒大的粉刺，我习惯性地把它挤破，没想到两天后迅速恶化成小西瓜般大小的恶疮，疼痛难忍，还流脓血不止。我的功友们都非常着急，努力帮我“发正念”也无济于事。数天以后，旧疮未好的左肩和左肩背又相继长出了两个碗口大小的痛疮，一个比一个钻心地疼，也是脓血不止。当时我感觉呼吸困难，行动吃力，左肩的恶疮不住地流脓血，我连睡觉也不敢平躺着，只能侧身或者趴着不让压着疮口，一旦碰到患处，剧烈的疼痛就让我汗如雨下，我感到这种状态就跟孙喜临死前一段时间的情形极为相似。身边的功友见状也都跟着慌了，担心我跟孙喜一样死去，就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但还是没有任何改观。有一天深夜，我忽然觉得左下腹像疝气一样胀痛，随后疼痛越来越厉害，那种剧烈的疼痛就像要把人的肠子拽出来一样，令人痛不欲生。我马上竭力打电话请来几个功友，让他们帮我“驱魔”，但他们连续“发正念”一个小时，也没有任何效果。我强忍痛苦，跪爬在李洪志的“法像”前，眼含泪水，“咚咚咚”不住地磕头，乞求师父“法身”的帮助。然而就这样跪了大半夜，剧痛依然折磨着我。熬到第二天上午，我的意识已经模糊，根据功友们的回忆我已经开始说胡话了。我大声地喊：“师父，您的‘法身’在哪里啊！”绝望就这样围绕着我，让我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熬到下午，功友张叙出于同情，把他暖手的暖水袋加了温放到了我的小腹上，没想到10分钟以后，我的肚子就“叽里咕噜”地一阵乱响，随后上了几趟厕所，腹痛逐渐消失了。功友们很高兴，说这是师父的慈悲和他们“发正念”的结果。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背疮和腹痛是因为之前连续吃了大约一公斤的干辣椒加上晚上天气冷睡凉床所致的热毒和肠痉挛，本来是吃几片药打两针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却差点在“消业”之下死掉。最后是那个暖水袋的温度让肠子恢复了蠕动，把热毒排出体外，“大病”瞬间就好得七七八八了。一个暖水袋竟然比师父“法身”的加持和功友们不停地“发正念”还奏效，这么可笑的事情我怎么也没办法在“法轮功”里找到答案。

　　正因为这件事，我对“法轮功”的态度开始有所动摇，联想到前三次难以见证师父“法身”的情景，我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不禁思忖着这样一个问题——都努力了这么久，自己和身边人，甚至于整个“法轮功”组织里，都没听说过有谁登天成佛，为什么呢？但是我不敢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因为这些都犯了所谓的“谤法”的大忌，会被定性为“邪魔”。从此之后，我虽然仍然为“法轮功”搞活动，但是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尽心尽力了。

　　回首“痴迷梦”，20年悲剧令人痛心疾首

　　在“法轮功”被依法取缔之后，我本来应该听从刘某鹏站长的建议，停止习练“法轮功”。但我却选择秘密组织功友，继续大搞“法轮功”的非法勾当，最终是既害人又害己。我相信“法轮功”20年，李洪志并未能实现他所许诺的任何一件事情，登天成佛不但是假，甚至还酿成种种惨剧。我本来拥有无限前途，却因为“法轮功”而蹉跎岁月，一事无成，境况凄惨。这20年，是一出用血泪写成的悲剧，其中的悲痛和愤怒，只有我自己感受最深刻。这20年，就像一场无休无止的“痴迷梦”，有时候并不是不能醒，而是自己不愿意醒过来，渴望登天成佛的同时，又害怕自己的梦只是梦，所以一直痴迷其中。如今，看清真相的我，已经脱离“法轮功”魔掌。真正的勇士，是能够直面自己惨淡的人生。我相信，走出邪教的我，将拥有美好的明天。

　　（文章节选自《36名邪教亲历者实录》）

　　《36名邪教亲历者实录》是由广东省委政法委牵头，广东省社科联、省反邪教协会协调省监狱管理局、省戒毒管理局等单位编写的首部以详实丰富案例为主的反邪教警示教育书籍。广东省委领导林少春同志为该书作序。此书是广东省35名反邪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和心血，从近万个邪教人员受害案例中筛选了几百个有代表性、有说服力的案例，经过反复集体讨论，又从中挑选了100个案例进行深入走访，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精选并编写了36个案例，加上专家深入点评和近半年时间的编辑整理后最终形成。该书已列入广东省“七五”普法读物，由南方日版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发行5万册，免费发放省内各地各部门，供宣传学习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