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化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一切结果都是有前因的。一个人的脑袋装满着邪教的邪说，被精神控制，又能走多远呢？我就是如此！陷入邪教二十年，人生尽毁。

不识真假，陷入邪教

我叫袁世崇（化名），出身于广东省台山市的一个侨乡。虽身居农村，但由于父亲是教师，从在小耳濡目染，大学毕业后就成为当时台山市某乡镇的公职人员。几年时间下来，工作得心应手，心里开始有了新的追求。

1996年11月的一天，正当我走过台山市正贤体育馆，看到一些人围在一条“义务传功”的宣传横幅前。我上前细看了一下，看到“不收费”“人不练功法轮自动练人”的标语，就被吸引住了。

边上的一个年轻人看我面露兴趣，于是走了过来，对我讲：“这个‘大法’是非常难得的，机缘错过了就没有啦。”接着又递给我一本书，说先拿回去好好了解一下，下周他们还会过来。这时我才知道，他是来自江门市的“法轮功”学员吴开。每个周末，吴开都会和十来个“法轮功”学员从江门坐三个小时长途车、跑八十多公里来到台山传功。

那时的我走入社会已有四年整，工作上游刃有余，还没有谈女朋友，正好有精力来锻炼一下身体，抱着这样的想法，于是我走入了“法轮功”的魔窟。

不问世事，担任站长

开始的时候，我为了跟上老学员的节奏，节假日就尽可能地参加他们的一些读书活动。每到国庆或春节长假，吴开他们就会提前告诉我江门市辅导站会在某地办读书班，我总是迅速报名。至于江门市辅导站有没有依法登记，根本从没考虑过。

在读书班上，几十或上百号人按照李洪志要求，不能讨论《转法轮》的是非，只能一起捧着大段读书。读完书还谈论练功体会，讲的都是像《李洪志小传》一样神奇的事。有人说看到“法轮”了，有人被车撞了飞出几十米外人没事，有人说练“法轮功”后就把药停了，一年下来省了很多钱等。既没有人去核实这些“神迹”的真伪，更没有一个人说自己遇到的问题。

当时我经常去“法轮功”广州辅导总站在广州白云区空军招待所、江门辅导站在高明体育局招待所的练功班。后来吴开和江门辅导站的站长余荣对我说，你是台山的第一批学员，又是国家干部，江门辅导站决定在台山成立“法轮功”辅导站，组织大家传法练功，你做站长。就这样我做了台山辅导站站长，当然也是没有依法登记的。因为李洪志说过，人类的法律只是限制人在格子上爬行。大法弟子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人间的法律哪里管得着？

我本来在单位是撸起袖子鼓足干劲的，但练功以后就不是这样了。所有时间基本上是属于李洪志，上班开始怀着“差不多就可以了”的心态，而且还用单位办公室资源去干“法轮功”的事情。比如通过传真机传递李洪志的“新经文”，或者用单位电话联系江门辅导站等“法轮功”事项。而这些都是李洪志在《法轮大法义解》中要求做的，其实是以侵害国家利益为李洪志服务。

在李洪志早期的书中，有《练习者须知》明文说，“法轮功”练习者不得参与政治。但是李洪志后来在《证实》的经文中又讲：“作为一名修炼者，要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李洪志还说一些人练功以后领导也不干了，这是不对的。一些“法轮功”的老学员还说，入党可以更方便去宣扬“法轮功”。于是我就向单位党支部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单位领导并没有同意我的申请，指出我的入党动机值得怀疑。

不信科学，精神控制

李洪志说：看《转法轮》一遍就会脱掉一层人的壳，谁不想快些“圆满成神”呢，所以我全部的精力都转到“法轮功”上来了。每天早上四点我就打开“法轮功”的音乐开始练功，一套下来是两个小时。下班以后，我会骑车到公园集体练功的地方与大伙一起练功交流。其它的时间都是反复看李洪志的书、录音、录像。每天除了上班的八个小时，睡觉的六个小时，吃饭的一个小时，其他时间就全部交给“法轮功”。

我的生活有了颠覆性的改变，远离了赌博、喝酒、熬夜，生活变得有规律。每天用大量的时间练功，与“法轮功”学员互相交流“体会”，互相暗示，一段时间后，感觉坐骨神经痛和感冒没有了，就认为是练功后一切有“师父”在看护，所以好了。

长时间看“法轮功”的书，经常接受了他们的说法，满脑子都是“法轮功”的“经文”和形象。有一天午休，就在半梦半醒之际，仿佛看到一个旋转着的“法轮图形”。按李洪志的说法，梦中看到的也是真的，我可能“天目”开了，兴奋不已，对李洪志深信不疑。实际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跟天目何干？

练“法轮功”的时间多了，单位同事之间往来就少了。为了多练功，觉得上饭馆浪费时间，所以往往找个借口就逃脱了，时间一长，同事们集体上饭馆就不向我打招呼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除了练功，什么都是次要的。

不识邪说，处处碰壁

因为李洪志说有法身保护“法轮功”学员，跑到月球上也能保护得了，不会出现危险，所以大法弟子们大多数不把安全当作一回事，导致满脑袋“法身保护”““师父”安排”“德业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们在社会上处处碰壁。

1997年10月，广州“法轮功”辅导总站通知广东省内的各辅导站，要在天河体育中心组织大型练功“弘法”活动。我收到这个通知，就要求台山的学员有时间都去。按理讲，这“庄严神圣”的活动应该受到李洪志无数“法身”的呵护，安全更是没问题了。

那一天我乘坐一辆客运中巴，走到鹤山路段，上来了一伙人。当时我也没有往心里去想。车继续往前跑，然后我觉得裤袋的钱包在移动，当我转身去看的时候，这伙人已经围上来。这是一伙专业抢劫犯，有具体分工。我在突然之间被洗劫一空，随后这帮抢劫犯扬长而去，李洪志的“法身保护”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点作用。

中巴司机要我报警，但是我没有。我不敢怀疑“师父”的“法身保护”为什么不起作用，因为怀疑“师父”在“法轮功”的理论中也是不对的，是“思想业”！我于是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在一般人看来是灾难，在“法轮功”练习者看来是消业，功也长上来了。

所以我被抢劫了，身无分文来到了广州，还沾沾自喜去参加所谓的“法会”，介绍自己被抢劫后“悟”到的“学法”心得。那时候只要在工作上生活上吃了亏，都会按照“法轮功”的邪说“悟”一下，认为自己又“消业”了，德和功又涨上去了，离圆满成神又近了一步。现在看起来真是邪教害人！

那时候我经常在大街上发呆，看着两边的车流，心里很感慨，心想，人类要发生大灾祸了，可是这些人还不知晓，相比之下，“法轮功”练习者多么幸运啊！因为李洪志惯于用灾难来恐怖练习者就范，在李洪志的经文中随处可见。既然一切都要结束了，所以的事更不放心上了。

不明是非，蛊惑父母

李洪志造谣说大灾难要来，只有练“法轮功”可以幸免于难。心有牵挂，故有害怕。于是我变着花样跟父母讲，想让他们也跟我一起练，但是父母一听，就说我被李洪志蒙蔽太深，反过来劝我好好工作，争取在工作上做出成绩，给父母增光彩。

后来我又拿出“法轮功”的宣传小册子给父亲看，父亲看了几页，哈哈大笑。他讲：“一个人因为庄稼地里有‘法轮功’的书就免于洪水之难，而其他人因为不练‘法轮功’就被洪水冲得一塌糊涂，如果真是这样，你‘师父’也太小气了吧！你‘师父’还有没有爱心？你应当相信科学，怎么能相信这种不靠谱的东西！”这一下把我堵住了，因为李洪志讲：“科学是邪教。”我要搬出这句话来，父亲很可能会当我是精神病。

我还是不死心，希望父亲到我们的练功点看一看，了解一下“法轮功”有多么好！父亲见我这般纠缠，就真的与我到练功点转了一圈，当时父亲也没吭声，可是不巧父亲第二天就感觉头痛，说是染了风寒。这一下母亲就说：你这不是坑爹嘛，本来你爸好好的，偏要待他练什么“法轮功”！这样一来我也没词了，纳闷“师父”为什么不显一下神通呢？

跟父母话不投机，加上对大灾难的恐怖，想早一点圆满，离开这个充满危机的地球，我就住在单位宿舍，希望多看点书，与同修到外面去宣传“法轮功”，到其他地方去集体学法，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在亲人面前越来越孤立。

每次见到母亲，她就会叹息道：“李洪志用什么法术把我儿子的魂勾去了？”我一直口上称善，却连“孝”都没有做到。我本性善良，过去在工作中见到有缺衣少食的农民，我会送一些衣物给他解决困难。但是我长时间浸泡在“法轮功”“躲过灾难，追求圆满”的邪说里，良心被蒙蔽了，忽略了周围人的存在。这种漠视他人存在的习气，随着学“法轮功”的深入而越来越严重。

不遵国制，抗拒法律

1997年之后，新闻媒体开始出现批评“法轮功”的报道，那时候我们辅导站之间就经常传：哪里哪里报纸、电视台污蔑了“法轮功”，当地的大法弟子纷纷去说明情况，有些地方去了很多人，连续去了好多天。李洪志还说，去的人多才好。

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要求各地依法登记清理整顿各种气功组织。当时李洪志通过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下发了一篇“经文”《给北京老学员的信》，要求由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直接向国家要求登记为全国性的组织，不允许各地辅导站按照社团条例登记。

这根本是违反社会团体登记条例、不可能的事，但是李洪志就想突破法律规定，掩盖过去的违法事实，直接获得合法地位，可见李洪志野心之大。这样违反法律的事，自然是通过不了。

1999年4月25日，李洪志指挥了上万名“法轮功”练习者向国家发难，组织非法聚集严重事件。我们台山辅导站是事发当天才收到江门辅导站的电话，要大法弟子去北京说明情况。据我所知，当时因为收到通知迟了，没有人去。

我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理当知道这是挑衅国家法律的行为。但是因为我长期受邪说毒害，不认为这有什么错，心里满脑子都是李洪志讲的，天法高于人类的法，“法轮功”是造就宇宙的天法。还说每一次对“大法”的破坏就是对“大法”的弘扬。

李洪志随后发表经文《位置》，说那些站出来的人已经“圆满”成为“觉者”了。很多“法轮功”练习者都责怪辅导站没有及时通知他那天去北京，失去了一个“圆满”的机会。有这种心态的人，已经被邪教精神控制了，一步步被他操控，走向深渊。

1999年7月20日清晨，我接到吴开的传呼，说北京“法轮功”辅导总站要求各地“法轮功”人员到政府上访，要我组织台山当地的“法轮功”人员到江门市政府门前聚集，人越多越好。早上练功的时候，我就把吴开的通知向大家讲了，还有一些乡镇的，我也通过电话跟他们讲了。到中午约定时间，一共去了有三十来人，我心里想，来的人还不够多，要是多来一些人就更好了。

下午两点半，各地的“法轮功”练习者已经在江门辅导站的老学员组织下陆续到位，市政府门前一下子聚集了300多人。其实单位领导已接到通知，要求我迅速回单位上班。

那时的我，满脑子想的是赶上这个“圆满”的机会，害怕过了这个村再没有这个店，心想要是“圆满”了，还上班干嘛？

人群直到下午四点多才散去，老学员向信访局递了上面辅导站统一口径的信访信件，每个练习者也拿了一份回去。后来这个信我就交给了单位领导。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领导看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知道再讲什么也没有用了，就等候上级领导的意见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领导没有开除我，也没有处罚我。

接下来就是1999年7月22日，国家宣布取缔邪教“法轮功”，禁止任何“法轮功”的活动。由于长时间被邪教思想熏染，我一直把李洪志奉若神明，认为“法轮功”就是做好人，不追求世间的东西。而报纸、电视上讲的又是颠覆性的定论，我一时间没有了主张。

但是追求“圆满”的心还是占据了首位，我于是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李洪志在7月20日传出了“现在不走出来就不是我弟子”的狠话。可是怎样走出来呢？大家都很迷惑。于是邝大全就提议去北京吧。这样我和邝大全还有苏容就去了北京。那是1999年10月25日，去到公安部信访局，人家一听是“法轮功”，就说了一句：“李洪志都把你们卖了，你们还傻乎乎地帮人家叫冤，真正受害的是你们哪，回去好好想想吧！”

回到单位，领导问我是怎么想的，我说除了练“法轮功”，其他的都在其次。领导接着问：没有了工作还怎么生活呢？我说这个不用操心，心里想：“有‘师父’安排呢！”

领导让我好好反思。但是，我把领导的好心当作是“师父”的“加持”。表面上也应付着工作，背地里还是每天学李洪志下发的“经文”，按照上面的要求去“讲真相”，与往日的大法弟子们来往，商量着下一次怎样对抗政府。

不顾劝阻，人生尽毁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对抗法律，一次又一次被依法处理，乃至于劳教、判刑，2010年11月被判刑之后，我被工作单位开除了。我的妻子也是练“法轮功”的，当时因为有“大法”才走在一起。她后来也失去工作，长期靠打零工维持生活，两个小孩要上学。我好不容易通过熟人找到一个农场的工作，很快就被老板炒了鱿鱼，因为我在农场每天给工人讲“法轮功”，老板压力很大。

回顾自己这些年的遭遇，因为被“法轮功”的邪说精神控制，三番四次去对抗法律，被法律制裁，失去人身自由。没有等到李洪志承诺了无数次的圆满，却弄得自己和妻子丢了工作、生活困窘，进退两难。

而我当时面临的还不止经济上的问题。由于信李洪志有病不吃药，对身上的小病小痛从来不上心，认为这个身体就交给“师父”了。可是事实上李洪志只是个骗子，从来就没有什么神通本事。2010年11月听信李洪志说可以辟谷，结果导致右脚外侧麻木，至今未愈。2014年开始牙齿松动，因我痴迷李洪志的“神功”，未采用任何治疗措施，到2016年只好拔掉十几颗，加上后来拔掉的，牙齿已脱落了一半。当我意识到“法轮功”连健身的作用都没有时，已经晚了。

迷途知返，感恩社会

事实上，真正的魔鬼是李洪志，这些年，是李洪志把我从人变成鬼，而党和政府一直没有放弃我，苦口婆心，给我机会，希望我早日醒觉，终于把我从鬼变成人。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国家，只有真正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才会真心帮助我驱邪扶正，是不辞辛苦的反邪教志愿者挽救了我，他们是真正的心灵医生，是我新生的灵魂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