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分配到重庆市大足县卫生防疫站疾病控制科工作。工作期间与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医院合作研究小儿哮喘。1987年发表的《大足县疾病监测动态研究》获得重庆市卫生局医学科技成果二等奖，1988年获得重庆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数篇论文在《中国流行病学》杂志发表。因工作业绩突出，1998年任大足县卫生防疫站疾病控制科科长，负责全县的传染病防治工作。我的事业照这样发展应该说顺风顺水，我也是同龄人中的姣姣者，防疫工作的中间力量。

可是，我任中层干部后，当时很不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经常陷入对现实的烦恼和对美好境界的幻想之中。上大学时由于学的是医学，不关心国家大事，看问题好走极端，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对出现的不良现象一叶障目。这时我经人介绍接触到“法轮功”，便把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寄托在“法轮功”上，狠下心来抛弃“名、利、情”，一心想通过练习法轮功成为神。我便购买了大量的法轮功书籍，将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投入到“学法”中，有的书我读了几十遍。因为相信“弘法”是功德无量的事，所以几乎每个节假日我都组织辅导站的“弘法”活动。那段时间，对法轮功太痴迷，连晚上在梦里梦到李洪志在点化我，认为自己是神，不需要常人的东西了。

后来，因为我练功“努力”，成为了大足县“法轮功”辅导站长。家人发现我因练功而显得有些精神障碍时，就让组织和亲戚朋友反复耐心细致地帮助和教育我，但我仍继续从事法轮功的宣传活动。2003年6月因从事反宣活动受到了法律的处罚。

在这期间，我的思想转变过程经历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一开始怕不练了、不信了，如果李洪志真的是神，他还会要我吗?又怕成为典型被报纸、电视报道后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更怕批判“法轮功”是破坏“大法”，从而被打入地狱。但在2005年春节前夕我的哥哥来看我，在回家途中发生车祸身亡，从此与我阴阳两隔，我悲痛欲绝。这时我便问李洪志，你口口声声说“练功能保平安”、“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现在我的哥哥却因为来看我而早早的离开人世，你怎么保佑的呀?想起这些我非常悔恨。从此，我对法轮功产生了疑问。我觉得对不起亲人，对不起社会，更对不起我自己的事业，在国家需要我做贡献的时候，我却给她添乱。

2006年，我的思维又重新回到医学科学上来。于是我利用工余时间借阅了图书室的大量书籍，潜心研究中医针灸学和康复保健医学，用中医的方法发明了流感在人群中大规模流行的快速处置方法，并在流感暴发流行的人群中获得了有效验证。2011年6月，我又重新开始从事我热爱的医学事业。

走向社会后，我拒绝了邪教的各种诱惑，于2011年底通过重庆市卫生局举办的高级亚健康针灸培训班，获得高级亚健康针灸资格。并拜师中华医学临床研究特色专科专家向成东先生学习其祖传的针灸和药物点穴疗法。2012年3月在大足区棠香街道开设中医康复馆，在治疗实践中取得了满意的疗效。在四年多的实践中，对于各种疑难杂病和痛症的治疗85%—90%的病人都可以达到一次治疗就轻松的疗效。2013年在北京参加第八届中医发展论坛，获得中国民族卫生协会颁发的全国难治病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我在工作中又找到了自己作为一名医生的人生价值。

恶梦醒来是早晨，这刻骨铭心的教训使我终生难忘，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做了一些危害社会、危害家庭的事，扰乱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这些让我羞愧难当，世上哪有什么神佛仙界，哪有什么白日飞升，做人就要脚踏实地，实实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