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于章鑫（化名），1947年参加革命，曾在辽沈、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中打过仗，立过功，在历任领导岗位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有成绩和贡献。没想到最后也会迷上法轮功。一开始为了祛病健身，练了一些其他的气功，后来有人推荐我练法轮功，说是这个法轮功和其他气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这样我就开始练了。我练法轮功有一个渐进过程，首先就是从不信到相信，再从相信到痴迷。我的经历表明，邪教诱惑力大，毒性大，就像鸦片一样，千万沾不得，一沾上就会沉迷当中，既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经过沉痛反思，主要有四条教训。 

第一条教训，就是把思想改造丢了。我离休前，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那个时候，我对政治学习抓得还是挺紧的。每天要是不看报纸、不听新闻，就感到心里缺点什么。在政治敏锐性上，我觉得当时还是可以的。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我松了一口气。认为革命到头了，奋斗终身了，今后就是如何把有病的身体调理好，因此就对马列主义学习放松了，政治书籍我也不看了。参加一些政治学习，我也是人在心不在，应付了事，感觉学习没有用了，自己也不看报纸，也不听新闻广播，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整天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法轮功”。这种情况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丧失一个老干部在思想政治上最起码的辨别能力和抵制能力。我在位的时候，可以说上级交给我的每一项任务我都高质量的完成，经常得到领导的赞扬和奖励。但是当我看到别人职务变动的时候我心里也是一动，就感到别人又进步了，我还是在原地。想起这个事来，心里有些不平衡。离休以前，我还准备组织几个人写两本理论方面的书，填补一下空白。离退休后心情不怎么舒畅，也就不写了。 

练上法轮功后我认识了李洪志，也就是他所谓的对我的赏识和重用，使我感到心里有一种知遇感。所以他叫我整理书稿也正合我意，干就干呗，我跑前跑后地就跟他做起来了，掉入这个泥潭越陷越深。发展到后来，与党离心离德了，没有精神支柱了，年轻人会迷失方向走错路，像我这样六七十岁的人也会栽跟头。从岗位上退下来，仍应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然主观上想不犯错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今天虽然我认识到了这一步，可是已经晚了，我也后悔莫及。 

第二条教训，就是人生信仰变了。我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长达50多年，唯物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信仰，在我思想里，我认为还是有基础的。但我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头脑里还残留有封建迷信的思想。当李洪志一宣扬他的那些歪理邪说的时候，我也就相信了“元神不灭”、“六道轮回”、“业力转化”、“圆满飞升”这些谬论。 

李洪志说他转世过李世民、转世过康熙，还转世过岳飞、张三丰、杨延昭等等，我当时不认为他是骗人，还挺羡慕他的，就觉得这个李洪志尽当大官，还都是帝王将相之类的大官，对他还挺崇拜。李洪志说，当大官的人，并不是根据他的能力大小决定的，而是根据他的“业力”大小决定的。所以我就拼命在法轮功里多做事，认为这是做好事，可以消除“业力”，或至少可以减少“业力”，对下一世好。 

实际上我陷进了唯心主义宿命论里去了，还自以为找到了精神解脱。我女儿送给我一张质量很高的玉席，我和老伴商量就送给了李洪志，认识他是神，他过去转世过皇帝，他才配用。就这样我的信仰逐渐变了，变成了信佛信神，信李洪志而不信马列主义，不信唯物论了。 

第三条教训，就是追求目标歪了。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苦，也要过饭，是党把我这个穷苦人解放出来了。我参加革命以后，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可以说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后就长期在基层和机关工作。负责重要领域的学术研究工作后，我也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立过功，受过奖。回顾这段经历，我想我那个时候，追求目标定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心想着多为党和人民做点工作，要事业有成，不虚度人生。可自从学了法轮功以后，我感到整个人都变了，就是把追求的目标完全定歪了，我的劲也完全使歪了。 

李洪志说修炼的目的是“最后圆满”，这是练功人奋斗目标，不然的话，就在这物质空间里“六道轮回”，修到“圆满”了，就不用转世了，就可以成佛成神，不然的话，就是仍然在这个物质空间当中，要转世成物质，转世成动物、植物，修炼好一点的可能转世成人。那个时候，我非常信他这一套，把个人追求上层次，求“圆满”作为唯一的精神支柱，最高的奋斗目标。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是学法、修行、练功，总想有一天能“自由飞升”，跟李洪志到法轮世界去。 

李洪志要我整理他讲课的录音稿，准备出书，我就全力以赴，去给他做这些事，也不管他讲的是对是错。当时也不管我年老有病，行动不便，几乎是风里来雨里去，大雪天也往外跑，给他找出版社。因为我行动不便，我就委托人到外地去找，几乎把整个精力和劲儿都使在法轮功里了，把法轮功当作一种事业来做。这些离我最初参加革命时定下的人生目标几乎是南辕北辙，那些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等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第四个是教训，就是党性原则没有了。我学过一点法律，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也知道一些，党纪国法我也比较清楚。但是陷入“法轮大法”以后，我混淆了是非、美丑，完全丧失了党性原则和政治立场，这就使我明明是在宣传歪理邪说，却认为是传播做人的道理；明明是在帮助李洪志害人，却认为是做好事；明明是在扰乱人心，破坏社会秩序，却认为是让社会风气好转。在“法轮大法”和党纪国法相对立、相抵触的时候，我是宁要“法轮大法”，不要党纪国法，甚至是知法犯法，以身试法。在1997年的7月，中央统战部正式批复不同意成立“法轮佛学会”，并且明确指出，要警惕“法轮功”发展成邪教。单位领导向我传达了这个批复，我还是当作耳边风，我行我素。 

在法轮功练习者围攻新闻媒体时，我当时心里有一种矛盾状态，知道这是违法的，但又一想，这样任由媒体批评“法轮功”，这不把“法轮功”批评倒了吗？于是我不但支持了围攻媒体，还出了一点歪点子。这时候的我连一个守法公民都不是了。 

中央提出来对“法轮功”练习者“团结、教育、挽救”的政策，组织上下没有嫌疑我是个罪人，为了真正把我从邪教里拽出来，大家多次亲自找我谈话，说的话句句在理，使我真正认识了李洪志的真正面目。亲朋好友、社会各界对我的生活、身体也都很照顾，这促使我下定决心，与这个邪教组织一刀两断，回到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 

我要在有生之年里，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用我亲身经历和惨痛的教训，使更多的人摆脱这个祸国殃民的“法轮功”，让大家引以为戒，避免再受邪教的侵蚀和毒害，我要尽可能多做一些补救工作，以赎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