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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离休老干部的四条教训

2018-03-27 09:09 来源: 凯风网

我叫于章鑫(化名),1947年参加革命,曾在辽沈、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中打过仗,立过功,在历任领导岗位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有成绩和贡献。没想到最后也会迷上法轮功。一开始为了祛病健身,练了一些其他的气功,后来有人推荐我练法轮功,说是这个法轮功和其他气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这样我就开始练了。我练法轮功有一个渐进过程,首先就是从不信到相信,再从相信到痴迷。我的经历表明,邪教诱惑力大,毒性大,就像鸦片一样,千万沾不得,一沾上就会沉迷当中,既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经过沉痛反思,主要有四条教训。 

第一条教训,就是把思想改造丢了。我离休前,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那个时候,我对政治学习抓得还是挺紧的。每天要是不看报纸、不听新闻,就感到心里缺点什么。在政治敏锐性上,我觉得当时还是可以的。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我松了一口气。认为革命到头了,奋斗终身了,今后就是如何把有病的身体调理好,因此就对马列主义学习放松了,政治书籍我也不看了。参加一些政治学习,我也是人在心不在,应付了事,感觉学习没有用了,自己也不看报纸,也不听新闻广播,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整天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法轮功”。这种情况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丧失一个老干部在思想政治上最起码的辨别能力和抵制能力。我在位的时候,可以说上级交给我的每一项任务我都高质量的完成,经常得到领导的赞扬和奖励。但是当我看到别人职务变动的时候我心里也是一动,就感到别人又进步了,我还是在原地。想起这个事来,心里有些不平衡。离休以前,我还准备组织几个人写两本理论方面的书,填补一下空白。离退休后心情不怎么舒畅,也就不写了。 

练上法轮功后我认识了李洪志,也就是他所谓的对我的赏识和重用,使我感到心里有一种知遇感。所以他叫我整理书稿也正合我意,干就干呗,我跑前跑后地就跟他做起来了,掉入这个泥潭越陷越深。发展到后来,与党离心离德了,没有精神支柱了,年轻人会迷失方向走错路,像我这样六七十岁的人也会栽跟头。从岗位上退下来,仍应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然主观上想不犯错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今天虽然我认识到了这一步,可是已经晚了,我也后悔莫及。 

第二条教训,就是人生信仰变了我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长达50多年,唯物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信仰,在我思想里,我认为还是有基础的。但我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头脑里还残留有封建迷信的思想。当李洪志一宣扬他的那些歪理邪说的时候,我也就相信了“元神不灭”、“六道轮回”、“业力转化”、“圆满飞升”这些谬论。 

李洪志说他转世过李世民、转世过康熙,还转世过岳飞、张三丰、杨延昭等等,我当时不认为他是骗人,还挺羡慕他的,就觉得这个李洪志尽当大官,还都是帝王将相之类的大官,对他还挺崇拜。李洪志说,当大官的人,并不是根据他的能力大小决定的,而是根据他的业力大小决定的。所以我就拼命在法轮功里多做事,认为这是做好事,可以消除“业力”,至少可以减少“业力”,对下一世好。 

实际上我陷进了唯心主义宿命论里去了,自以为找到了精神解脱。我女儿送给我一张质量很高的玉席,我和老伴商量就送给了李洪志,认识他是神,他过去转世过皇帝,他才配用。就这样我的信仰逐渐变了,变成了信佛信神,信李洪志而不信马列主义,不信唯物论了。 

第三条教训,就是追求目标歪了。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苦,也要过饭,是党把我这个穷苦人解放出来了。我参加革命以后,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可以说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后就长期在基层和机关工作。负责重要领域的学术研究工作后,我也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立过功,受过奖。回顾这段经历,我想我那个时候,追求目标定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心想着多为党和人民做点工作,要事业有成,不虚度人生。可自从学了法轮功以后,我感到整个人都变了,就是把追求的目标完全定歪了,我的劲也完全使歪了。 

李洪志说修炼的目的是“最后圆满”,这是练功人奋斗目标,不然的话,就在这物质空间里“六道轮回”,修到圆满了,就不用转世了,就可以成佛成神,不然的话,就是仍然在这个物质空间当中,要转世成物质,转世成动物、植物,修炼好一点的可能转世成人。那个时候,我非常信他这一套,把个人追求上层次,求“圆满”作为唯一的精神支柱,最高的奋斗目标。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是学法、修行、练功,总想有一天能“自由飞升”,跟李洪志到法轮世界去。 

李洪志要我整理他讲课的录音稿,准备出书,我就全力以赴,去给他做这些事,也不管他讲的是对是错。当时也不管我年老有病,行动不便,几乎是风里来雨里去,大雪天也往外跑,给他找出版社。因为我行动不便,我就委托人到外地去找,几乎把整个精力和劲儿都使在法轮功里了,把法轮功当作一种事业来做。这些离我最初参加革命时定下的人生目标几乎是南辕北辙,那些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等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第四个是教训就是党性原则没有了。我学过一点法律,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也知道一些,党纪国法我也比较清楚。但是陷入“法轮大法”以后,我混淆了是非、美丑,完全丧失了党性原则和政治立场,这就使我明明是在宣传歪理邪说,却认为是传播做人的道理;明明是在帮助李洪志害人,却认为是做好事;明明是在扰乱人心,破坏社会秩序,却认为是让社会风气好转。在“法轮大法”和党纪国法相对立、相抵触的时候,我是宁要“法轮大法”,不要党纪国法,甚至是知法犯法,以身试法。在1997年的7月,中央统战部正式批复不同意成立“法轮佛学会”,并且明确指出,要警惕“法轮功”发展成邪教。单位领导向我传达了这个批复,我还是当作耳边风,我行我素。 

在法轮功练习者围攻新闻媒体时,我当时心里有一种矛盾状态,知道这是违法的,但又一想,这样任由媒体批评“法轮功”,这不把“法轮功”批评倒了吗?于是我不但支持了围攻媒体,还出了一点歪点子。这时候的我连一个守法公民都不是了。 

中央提出来对“法轮功”练习者“团结、教育、挽救”的政策,组织上下没有嫌疑我是个罪人,为了真正把我从邪教里拽出来,大家多次亲自找我谈话,说的话句句在理,使我真正认识了李洪志的真正面目。亲朋好友、社会各界对我的生活、身体也都很照顾,这促使我下定决心,与这个邪教组织一刀两断,回到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 

我要在生之年里,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用我亲身经历和惨痛的教训,使更多的人摆脱这个祸国殃民的“法轮功”,让大家引以为戒,避免再受邪教的侵蚀和毒害,我要尽可能多做一些补救工作,以赎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