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不久，我们听说在华北油田有一对曾经特别痴迷邪教的兄妹，脱离邪教后经常做一些帮助别人的好事，还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中，为贫困孩子捐款6000元。从以往出钱出物、不遗余力为邪教四处奔走，到如今为失学儿童捐款助学；从以往痴迷邪教放下生死、放下亲情、追求“圆满”，到如今学雷锋做好事，是什么让他们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这中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探访了妹妹刘凡。以下是刘凡给我们讲述的她和哥哥的故事。

为求医治病，却误入邪途

哥哥和我分别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父亲母亲都是工厂职工。我们兄妹俩打小起就跟着父母在单位的子弟学校上学，生活过得无忧无虑。

厄运来的很突然。我十来岁时，突然看东西很模糊，视力急剧下降。不得已，父亲带着我先是在单位的总医院治病，后来到北京找老军医，还去过贵州，只要听说哪儿能治就立刻赶到那儿，吃这个药，吃那个药，有一线希望就会付出百分百的努力。不幸的是，我的眼没治好，四五年后哥哥也出现了跟我相同的病症。

生病后，我就再也没办法回到学校跟同学们一起读书了，先是休学，后来借读初中，再后来，父亲在单位给我找了个清洁卫生的工作。谁都有理想，谁都想有一份理想的工作，自己小时候学习成绩特别好，一直想当个老师，可是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此后的日子里，父母带着我俩四处求医，西医看过，中医试过，偏方也用过，可是病情却没有一点好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6年，更大的不幸来临，父亲去世了。父亲在单位是业务骨干，在家里是一家之主、顶梁柱。他的去世对我们打击巨大，一时间，我们失去了生活依靠，失去了奋斗目标，也失去了抵御侵害的最后一道屏障。

1997年夏天，母亲和哥哥在公园散步时，偶然接触到“法轮功”，说“能够祛病健身”、“可以把人往高层次上带”等等，极具诱惑力的话语一下子就戳中了我们治病的心理。

从此，更可怕的噩梦开始了。

想着做好人，却是越练越自私

我们练“法轮功”，就是想把眼病治好，可是练着练着，目标在不知不觉中变了。

李洪志说如果在得重病的时候，你越在意越执着就越治不好，要我们放下生死，把心放在“正法”、“弘法”“救助众生”上，这样才能治好病。于是，他们说印资料缺钱，我和我哥就给他们捐钱。我们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一百一百地送给他们，记得一次发了几百块钱奖金，也赶紧过去给捐了出去。2007年，我们炒基金赚了1万多元，原打算在后院盖小房子，后来还是为“积功德”捐给了“法轮功”。那时候不仅捐钱，还帮忙他们发小册子、光盘、传单等反宣品。

现在知道李洪志在国外住别墅豪宅、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想想自己的血汗钱却拿出来让他挥霍，真是痛心。

李洪志不讲孝道，说什么“这个宇宙的年龄我最大，连我生生世世的父母都是我造的”，割断人与父母的血缘关系，否定人生父母养的常理。我们以前把李洪志顶到头上，专门订蛋糕给他过生日，可是，却没有给自己的母亲过过一次生日，买过一个蛋糕。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捐钱也好，出力也好，最终还是为了自己好，心里想为“大法”做事越多，“层次”就会越高，也就越能够“圆满”。可自从误入“法轮功”邪途后，我们兄妹的病非但没治好，倒是为追求李洪志鼓吹的“上层次”、“圆满”，而变得越来越自私、冷漠、无情无意。

受李洪志“世界末日”邪说的蛊惑，我认为学习不再重要，要求孩子抄经书、背经文，完不成就不让出去玩儿，孩子的成绩一落千丈；认为红领巾对修炼“大法”不好，不让孩子带红领巾……现在想起来，真是对不起孩子，不仅毁了自己，也害了孩子。

跳出“小我”，将真爱播撒

由于修练“法轮功”，多次干散发传单、光盘等反宣品的违法活动，2008年我们兄妹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人生跌到了低谷，同时也迎来了转机。这时，我们很幸运地遇到了几位反邪教志愿者。他们给我们拿来了很多揭批“法轮功”歪理邪说的书，见我们眼睛不好，就一篇一篇地给我们读。另外，他们还真诚地和我们探讨人生、人性，让我们一步步认清了李洪志的丑恶嘴脸，困扰我们的心结也慢慢打开。

汶川地震发生后，他们中有位陈老师捐了一个月的工资。“法轮功”自称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然而李洪志却不让信徒为灾区捐钱捐物，说那是因为汶川“业力太重”，应该受这种灾难，地震可以帮助那里的人们消除“业障”，如果帮助他们，他们就不能“圆满”。当时我还没清醒过来，不敢违背李洪志的话，自己不仅不伸援助之手，还不让孩子捐款。清楚地记得，当时学校组织捐款，孩子问我捐多少，说有的同学捐了400元，他也想多捐一点。我跟孩子说你就捐5元，达到最低标准就可以了。简单一对比，就看出了问题，王老师他们不信“大法”，但做得那么好，而我们兄妹信“大法”，却冷漠无情、极端自私，而且还干了丢人现眼的违法事儿。

对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产生怀疑后，一些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也慢慢想明白了。比如那些残疾人运动员，自己身有残疾，生活也很困难，却还在赛场上拼搏为国争光，他们图什么呢？后来，我想明白了，人家那是为实现人生价值而搏、为国家荣誉而战。而我们的心思在个人身上，以前是为了治病，后来是为了“圆满”，始终在自己的那个“小我”上转圈。

现在我们明白了，我就是我，自然而然的那个我。眼睛不好，行动会有障碍，遇见熟人不能主动打招呼，外出吃饭可能需要别人帮忙……这些都没关系，做好自己，干好工作，为国家、为社会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就行了。

我们从清洁卫生本职工作做起，像洗脸刷牙一样认真对待，遇到清理水泥板、搬大花盆这样的脏活重活，也从不跟领导讨价还价，总是认认真真不打折扣地去完成。去年，我们俩分别9次被评为优秀员工。此外，我们也开始从小事做起去帮助别人，向老家遇到困难的亲朋好友提供帮助，为残婴院的孩子们送洗衣机、衣物、药品，为贫困孩子捐款助学……

回忆深陷“法轮功”的那段日子，就像得了一场精神病，从邪教泥潭中走出来，才知道生活是这么的美好，我们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将爱播撒人间。

后记

采访中，刘凡很少提及自己学雷锋做好事的情况，即使我们几次问，她也总说是应该的，说在他们最难的时候，是单位和社会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他们做这些事，就是为了报答单位和社会，并很快将话题转移。就连前不久捐款6000元的事情，也是单位领导从现场工作人员那里得知的。我们从侧面了解到，从他们兄妹俩2008年脱离“法轮功”后，就一直在默默地学雷锋做好事：参加助学活动，每年捐助一名学生600元；四川雅安地震，捐钱1000元；得知老家哥哥因车祸导致家庭困难后，承担侄子的生活费从高二一直到大学毕业，合计3万多元；为残婴院孩子买两台洗衣机1400元，购买药品1000元……

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我们心中的疑问在逐渐消失，问号最终变成了叹号。刘凡兄妹是不幸的，他们患有眼病，失去父亲，受“法轮功”蒙骗，可以说生理心理都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压力。同时，他们又是幸运的，社会没有抛弃他们，单位没有放弃他们，他们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回归社会，重新开启幸福生活。他们之所以如此做好事，就是因为他们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报单位、回报社会。

刘凡兄妹俩的故事再次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对每个个体而言，善良的人一旦被邪教欺骗，背后肯定有着特定的原因，心中有着不同的心结。分析出他们误入邪教的原因，抓住并解开他们心中的症结，就有可能把他们从邪教拯救出来，他们人性中的善良也才会得以重新释放，其正如今日的刘凡和哥哥。

愿刘凡兄妹在今后的人生路上能走得更好，愿更多曾经被邪教迷惑的人们都能走出阴霾，重新走向自己美好、灿烂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