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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曾误入邪途兄妹的今昔故事

2017-04-27 11:11 来源: 凯风网

前言

前不久,我们听说在华北油田有一对曾经特别痴迷邪教的兄妹,脱离邪教后经常做一些帮助别人的好事,还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中,为贫困孩子捐款6000元。从以往出钱出物、不遗余力为邪教四处奔走,到如今为失学儿童捐款助学;从以往痴迷邪教放下生死、放下亲情、追求“圆满”,到如今学雷锋做好事,是什么让他们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这中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探访了妹妹刘凡。以下是刘凡给我们讲述的她和哥哥的故事。

为求医治病,却误入邪途

哥哥和我分别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父亲母亲都是工厂职工。我们兄妹俩打小起就跟着父母在单位的子弟学校上学,生活过得无忧无虑。

厄运来的很突然。我十来岁时,突然看东西很模糊,视力急剧下降。不得已,父亲带着我先是在单位的总医院治病,后来到北京找老军医,还去过贵州,只要听说哪儿能治就立刻赶到那儿,吃这个药,吃那个药,有一线希望就会付出百分百的努力。不幸的是,我的眼没治好,四五年后哥哥也出现了跟我相同的病症。

生病后,我就再也没办法回到学校跟同学们一起读书了,先是休学,后来借读初中,再后来,父亲在单位给我找了个清洁卫生的工作。谁都有理想,谁都想有一份理想的工作,自己小时候学习成绩特别好,一直想当个老师,可是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此后的日子里,父母带着我俩四处求医,西医看过,中医试过,偏方也用过,可是病情却没有一点好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6年,更大的不幸来临,父亲去世了。父亲在单位是业务骨干,在家里是一家之主、顶梁柱。他的去世对我们打击巨大,一时间,我们失去了生活依靠,失去了奋斗目标,也失去了抵御侵害的最后一道屏障。

1997年夏天,母亲和哥哥在公园散步时,偶然接触到“法轮功”,说“能够祛病健身”、“可以把人往高层次上带”等等,极具诱惑力的话语一下子就戳中了我们治病的心理。

从此,更可怕的噩梦开始了。

想着做好人,却是越练越自私

我们练“法轮功”,就是想把眼病治好,可是练着练着,目标在不知不觉中变了。

李洪志说如果在得重病的时候,你越在意越执着就越治不好,要我们放下生死,把心放在“正法”、“弘法”“救助众生”上,这样才能治好病。于是,他们说印资料缺钱,我和我哥就给他们捐钱。我们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一百一百地送给他们,记得一次发了几百块钱奖金,也赶紧过去给捐了出去。2007年,我们炒基金赚了1万多元,原打算在后院盖小房子,后来还是为“积功德”捐给了“法轮功”。那时候不仅捐钱,还帮忙他们发小册子、光盘、传单等反宣品。

现在知道李洪志在国外住别墅豪宅、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想想自己的血汗钱却拿出来让他挥霍,真是痛心。

李洪志不讲孝道,说什么“这个宇宙的年龄我最大,连我生生世世的父母都是我造的”,割断人与父母的血缘关系,否定人生父母养的常理。我们以前把李洪志顶到头上,专门订蛋糕给他过生日,可是,却没有给自己的母亲过过一次生日,买过一个蛋糕。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捐钱也好,出力也好,最终还是为了自己好,心里想为“大法”做事越多,“层次”就会越高,也就越能够“圆满”。可自从误入“法轮功”邪途后,我们兄妹的病非但没治好,倒是为追求李洪志鼓吹的“上层次”、“圆满”,而变得越来越自私、冷漠、无情无意。

受李洪志“世界末日”邪说的蛊惑,我认为学习不再重要,要求孩子抄经书、背经文,完不成就不让出去玩儿,孩子的成绩一落千丈;认为红领巾对修炼“大法”不好,不让孩子带红领巾……现在想起来,真是对不起孩子,不仅毁了自己,也害了孩子。

跳出“小我”,将真爱播撒

由于修练“法轮功”,多次干散发传单、光盘等反宣品的违法活动,2008年我们兄妹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人生跌到了低谷,同时也迎来了转机。这时,我们很幸运地遇到了几位反邪教志愿者。他们给我们拿来了很多揭批“法轮功”歪理邪说的书,见我们眼睛不好,就一篇一篇地给我们读。另外,他们还真诚地和我们探讨人生、人性,让我们一步步认清了李洪志的丑恶嘴脸,困扰我们的心结也慢慢打开。

汶川地震发生后,他们中有位陈老师捐了一个月的工资。“法轮功”自称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然而李洪志却不让信徒为灾区捐钱捐物,说那是因为汶川“业力太重”,应该受这种灾难,地震可以帮助那里的人们消除“业障”,如果帮助他们,他们就不能“圆满”。当时我还没清醒过来,不敢违背李洪志的话,自己不仅不伸援助之手,还不让孩子捐款。清楚地记得,当时学校组织捐款,孩子问我捐多少,说有的同学捐了400元,他也想多捐一点。我跟孩子说你就捐5元,达到最低标准就可以了。简单一对比,就看出了问题,王老师他们不信“大法”,但做得那么好,而我们兄妹信“大法”,却冷漠无情、极端自私,而且还干了丢人现眼的违法事儿。

对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产生怀疑后,一些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也慢慢想明白了。比如那些残疾人运动员,自己身有残疾,生活也很困难,却还在赛场上拼搏为国争光,他们图什么呢?后来,我想明白了,人家那是为实现人生价值而搏、为国家荣誉而战。而我们的心思在个人身上,以前是为了治病,后来是为了“圆满”,始终在自己的那个“小我”上转圈。

现在我们明白了,我就是我,自然而然的那个我。眼睛不好,行动会有障碍,遇见熟人不能主动打招呼,外出吃饭可能需要别人帮忙……这些都没关系,做好自己,干好工作,为国家、为社会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就行了。

我们从清洁卫生本职工作做起,像洗脸刷牙一样认真对待,遇到清理水泥板、搬大花盆这样的脏活重活,也从不跟领导讨价还价,总是认认真真不打折扣地去完成。去年,我们俩分别9次被评为优秀员工。此外,我们也开始从小事做起去帮助别人,向老家遇到困难的亲朋好友提供帮助,为残婴院的孩子们送洗衣机、衣物、药品,为贫困孩子捐款助学……

回忆深陷“法轮功”的那段日子,就像得了一场精神病,从邪教泥潭中走出来,才知道生活是这么的美好,我们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将爱播撒人间。

后记

采访中,刘凡很少提及自己学雷锋做好事的情况,即使我们几次问,她也总说是应该的,说在他们最难的时候,是单位和社会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他们做这些事,就是为了报答单位和社会,并很快将话题转移。就连前不久捐款6000元的事情,也是单位领导从现场工作人员那里得知的。我们从侧面了解到,从他们兄妹俩2008年脱离“法轮功”后,就一直在默默地学雷锋做好事:参加助学活动,每年捐助一名学生600元;四川雅安地震,捐钱1000元;得知老家哥哥因车祸导致家庭困难后,承担侄子的生活费从高二一直到大学毕业,合计3万多元;为残婴院孩子买两台洗衣机1400元,购买药品1000元……

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我们心中的疑问在逐渐消失,问号最终变成了叹号。刘凡兄妹是不幸的,他们患有眼病,失去父亲,受“法轮功”蒙骗,可以说生理心理都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压力。同时,他们又是幸运的,社会没有抛弃他们,单位没有放弃他们,他们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回归社会,重新开启幸福生活。他们之所以如此做好事,就是因为他们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报单位、回报社会。

刘凡兄妹俩的故事再次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对每个个体而言,善良的人一旦被邪教欺骗,背后肯定有着特定的原因,心中有着不同的心结。分析出他们误入邪教的原因,抓住并解开他们心中的症结,就有可能把他们从邪教拯救出来,他们人性中的善良也才会得以重新释放,其正如今日的刘凡和哥哥。

愿刘凡兄妹在今后的人生路上能走得更好,愿更多曾经被邪教迷惑的人们都能走出阴霾,重新走向自己美好、灿烂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