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画家任伯年所绘的《钟馗图》

什么叫邪教?

清代的雍正皇帝回答:“所谓邪教者,非指世俗寻常僧道之流而言”,“大抵妄立名号,诳诱愚民,或作幻术,夜聚晓散。此等之人,党类繁多,踪迹诡秘。”

雍正回答得很好,邪教是与正教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释、道等正统宗教一般是“劝人向善”,“辅翼王化”,而邪教是“假神道设教”,打着宗教的旗号干着非宗教或扭曲宗教的事。有趣的是,雍正这一回答竟成中国历史上关于邪教最早的定义。

不过依我看,剥掉邪教花哨的外套,其本质是“三搞教”:搞钱教,搞色教,搞权教;有时是“三搞合一”,既搞钱,又搞色,还搞权。一般人实现“三搞”是通过生产、交易、卖命等,邪教主是靠“洗脑”(传教),通过“洗脑”,让教徒心甘情愿、不惜抛妻弃子地向教主奉献钱财、美色,为其拼命抢权力。

立邪教、传邪教既然是发家致富的好“职业”,难怪总有那么多人孜孜以求地以此为发迹变泰的手段。为了让人信教,先要自我造神,编造创教教主的神化故事;然后施舍信徒些小恩小惠,如行医看病、困难救助、消灾纳福等;再许诺信徒大恩大惠,如末日得救、死后成仙、来世得优待等。这几招“洗”下去,信徒被“洗”成白面团,任由教主搓揉,剩下的就是教主如何开展“三搞活动”。以清代为例,邪教的“三搞活动”花样百出,邪乎其邪,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搞钱教”

先看“搞钱教”如何弄钱。

几乎所有的邪教,最初都“不过假经咒以敛财”,借用某种宗教教义、邪门咒语,胡诌成可以祛病除邪、消灾纳福、健身益寿的法宝,而民众对疾病、灾祸、死亡皆有恐惧心理,愿意花钱消灾祈福延寿,传教者稍加广告,就将巨大的“市场需求”激发出来,坐等收钱。

道光二年,“震卦教”的山东曹县人卢照常,与籍隶单县、寄居河南虞县的邪教世家廉方成,密谋竖旗兴立“敬添会”,准备凭此大赚一把。道光三年二月十五日,河南巡抚程祖洛在奏折里写道:“廉方成平日语言虚妄,自称神仙转世,画符念咒,能遣动纸人。无知之徒,往往被其诱惑。”这是典型的装神弄鬼。

然后廉方成开始施舍小恩小惠,说是教徒邵东明的儿子误食砒霜,“经廉方成呵气治痊,同教人更加信服。十月间,卢照常藉此起意捏造妖言,欲制旗创立敬添会,惑众敛钱”。

接下来就是许诺大恩大惠,卢照常诡称“廉方成能知劫数,不久天地皆暗,七日七夜不分明,无来历人均要闷死,惟有出钱入会拜旗,方可避劫。如肯多出钱文,不但可以避劫,至天地复明之后,闷死人多,财物地土无人收管,同会之人并可掠取钱财粮食,分得地亩。”

在此,卢照常给民众勾画了一幅美好的发财图景:未来某时会有一场七天七夜昏天黑地的劫数,不入“敬添会”的人都将被闷死。想想看,劫数过后,被闷死的人留下大量无人收管的财产,不正好让活下来的“敬添会”教徒分配享受么?但要想有权分配财产,必须入会时“肯多出钱文”。有了避免劫难和飞来横财的诱惑,还不赶紧交钱入会!“敬添会”如此不择手段地坑蒙拐骗,被清朝地方当局破获拿下,真是应了一句话:自作孽不可活。

“搞色教”

次看“搞色教”如何渔色。

邪教借传教为名,引诱、强奸妇女乃常有之事,且理由是大言不惭的,谎称为修炼成功的必要。如《破邪详辩》引称:“男取阴神者,即成菩萨之果;女采阳气者,即成佛果之身。”混元教《立天卷》则宣称:“男女双修成正果,才是万汇总收元。”

有了“理论依据”,邪教教主渔猎女色有恃不恐,女教徒被教主睡了,非但不觉得是被诱奸、强奸,还认为是得了福分。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河南巡抚将蒋炳在奏折中说,“混元教”教主王会,教授信徒刘郭氏练采清气换浊气之法,要和刘郭氏睡觉,说是“有钱出布施,无钱出身子,总是一样功”,并许诺“修成大功封大宫院,修得小功得小宫院,看你修。”刘郭氏信以为真,不但自己和王会“修”起功来,还将自己的妹子冯郭氏等介绍给王会“修功”,“说亲近了他,自有福分”。

王会这形状跟街头杂耍多么相似:各位父老乡亲,在家靠兄弟,出门靠朋友,有钱的捧个钱场(王会按教徒交钱多少封王封侯),没钱的捧个身子,欢迎大家多多献身支持。

王会奸淫妇女,竟把奸淫行为说成是“修功”,正应了一句话,“就怕流氓有文化”。不过,“悄悄会”会首石慈把奸淫妇女说得更让人诧目。嘉庆十年五月五日,陕西巡抚兼陕甘总督印务方维甸奏折说,石慈“以传丹为名,奸淫妇女。每于夜深念经完毕,令妇女灭灯同宿。石慈上炕翻滚,名为滚丹;与妇女行奸,名为传丹;既奸之后,名为得丹。其不甘被污者,谓之无缘”。宗教是一种精神信仰,重视终极关怀,通过下半身来传教的,能有什么好教?

“搞权教”

再看“搞权教”如何猎权。

并非所有邪教一开始就有权力企图,萧一山《清代通史》说,“其始也,不过假经咒以敛财,及声势渐大,乃蓄异志。”史上很多走向揭竿而起的邪教,基本上都是这个路子。

这里不能不提“天理教”以区区两百余人攻入大清紫禁城的“癸酉之变”。说的是嘉庆十六年九月十五日,在京郊一带发展势力的天理教“天皇”林清发动教徒造反,他造反不像别人那样找个险要的山头积蓄力量,进行南征北战,最后兵临皇城,将皇帝赶下台,而是直捣皇帝的老巢,杀进戒备森严的紫禁城!

林清起事,提前买通皇宫太监数人,准备数百人全力杀进皇城,攻到金銮殿,来个黄袍加身。可是太监们认为宫内狭小,容不下太多人,又天真地相信教徒们有“法力”,能以少胜多;林清也认为太监们熟门熟路,可以轻而易举拿下紫禁城,同意削减敢死队员,最后确定分东西两路,共二百余人,伪装成向宫内送东西的商贩挑夫混入宫内。

东路由太监刘得财领路,因入东华门时与送煤者争道,推搡时露出藏掖的刀剑,被守门军士看见,急忙关闭城门,但为时已晚,十数名教徒冲了进去。

西路由太监杨进忠领路,全部进入西华门,杀向大内。皇次子旻宁(后来的道光皇帝)当时正在上书房,闻变从容布置,传令四门戒严,调集官兵围捕,并用鸟枪打下两名准备越墙准备进入的教徒。经历两天一夜的战斗,除牺牲者外,天理教徒被俘者二十四人,皆被凌迟处死。

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时,嘉庆皇帝正在由承德避暑山庄返回北京的途中,听闻汇报,简直晴天霹雳,紫禁城自建城以来四百年从未有过此等事,自己的老婆孩子差点成刀下鬼,着实令他沉痛不已,事后便写了一份《遇变罪己诏》,又要求大臣们“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要大臣们忠诚职守,不要再增加我的罪孽了,否则你们就滚回家种红薯去,足见这场事变在嘉庆皇帝内心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