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外国代理人”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外国代理人”是指接受外国政府、组织或某个反对势力的委托和资助，并为其从事某种非商业性活动（主要表现为政治活动）的组织和人员。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将“分化”的目标重点转向了中国。近些年来，基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地缘政治的竞争和战略的不信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妄图在我国发动“颜色革命”的战略图谋一刻也没有松懈。邪教组织的出现和存在为西方提供了契机和突破口。

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在西方社会，“法轮功”问题被堂而皇之地建构成“人权问题”，对其邪教群体及其领导者的行为却鲜有指摘。当前“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实已沦为国际敌对势力侵蚀我政权基础、侵害群众基本权益的政治工具、“外国代理人”。因此，流亡海外的“法轮功”不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邪教组织，还是一个反华政治组织。被西方社会当作“人权问题”轻拿轻放的“法轮功”，借此玩弄“人权战术”，肆意编造渲染“活摘器官”谣言、污蔑中国政府，以一副“受害者”的姿态获得西方社会的同情，取得反华势力的资助，并且不惜通过示威、骚扰、恐吓等极端方式来抵制批评言论，其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日益被有识之士看穿，其“活摘器官”谣言也随着中国近年器官捐赠与移植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不攻自破。“法轮功”谣言的传播离不开它在海外建立专门的媒体平台和作为载体的一系列宣传影片、印刷物和演出。而这些媒体宣传活动离不开西方反华势力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是西方反华势力意图通过将“法轮功”培植为“外国代理人”，再通过“外国代理人”散播政治谣言，来作为西方反华势力在我国发动“颜色革命”的敲门砖。

“法轮功”被国内依法取缔之后，早已成了丧家之犬，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完全是因为其投敌叛国，向西方反华势力摇尾乞怜、甘为走狗，心甘情愿地充当干涉中国内政、破坏社会稳定的政治工具。近年来，在其“主子”的支持下，“法轮功”建立起了一整套网站、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反动宣传机器。他们利用这些机器大肆制造散布“九评”“三退”“酷刑迫害”“末世论”等谣言，其中以“活摘器官”为甚，恶毒攻击政府、抹黑中国形象，政治化意图和倾向十分明显。就当前意识形态之争难以停息的国际局势而言，“法轮功”邪教组织网络谣言的政治化色彩还将更加浓厚。

因此，以“法轮功”炮制的“活摘器官”谣言为例，搞清楚该谣言的运作机制及其背后“法轮功”邪教的资金链源头，“外国代理人”及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等如何通过插手过问他国的“人权问题”、制造国际舆论来影响西方国家的外交决策，以及已沦为西方政治工具的诺贝尔和平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穿“法轮功”反华、反动的本质，看清西方反华势力通过资助境外非政府组织、尤其是所谓“人权组织”培植“外国代理人”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改变乃至颠覆我国的政治话语体系，把西方价值观强行推送到世界各地的险恶用心。

一、“活摘器官”谣言事件始末及谣言发起者、造势者、鼓吹者、发酵平台

1.“活摘器官”谣言事件始末。

2006年3月，一项针对中国政府的指控在全世界广为传播，指控称“‘法轮功’学员是全中国范围内活体摘了器官的受害者”，“被这种方式杀害的学员们随后被焚化，没有留下尸体供检定器官移植的来源”。这项指控的发起者就是早已于1999年被中国政府依法取缔的“法轮功”。上述耸人听闻的谣言，最初被称为“苏家屯集中营事件”。“法轮功”声称，在中国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有一个集中营，3米多高的围墙上架着铁丝网，里面关押着6000多名“法轮功”人员，其中三分之二已经死亡，并被割取身体器官后投入集中营内的焚尸炉焚烧。他们的身体器官也被非法出售到全国各地以及境外。

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苏家屯血栓病医院）

同年7月6日，在“法轮功”授意下，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前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下文简称两个大卫）发表了一份《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污蔑中国政府大量非法摘取“法轮功”练习者的活体器官。2007年1月31日又发表了这份报告的修订版，2009年11月16日，260页的《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成为了这份报告的第三版（作者也因此书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2012年又更新了第四版。

  

大卫·乔高（左）和大卫·麦塔斯（右）

自2006年起，两个大卫自称二人进行的是独立调查，“不牵扯‘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不牵扯‘法轮大法学会’，不牵扯其它任何组织或政府”，不遗余力地到世界各地兜售他们的报告，仅2007年至2009年不到两年时间，他们的足迹“遍达欧洲、亚洲、美洲和澳洲的44个国家”。然而，2013年2月5日，在加拿大渥太华国会大厦的听证会上，隶属于加拿大国会外交委员会的国际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韦恩·马斯通（Wayne Marston）问到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和大量的旅行，是怎样获得资助时，乔高回答：“我们完全是志愿者。没有任何人曾付给我们一分钱报酬。”随后又称：“我们每一次旅行的经费都是不同的。通常是有人邀请我，可能是‘法轮功’学员，那个人自己或他的朋友付旅费。不存在某个组织提供预算。”

对于“法轮功”的谣言，自其杜撰出“苏家屯集中营事件”伊始，中国政府即在各种场合多种方式对其所谓“活摘器官”指控予以严正批驳。虽然极个别国家政府组织和政要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支持“法轮功”的所谓“活摘器官”受迫害指控，但包括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办公室、人权问题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国家政府及相关人士，通过实地考察、分析比较等理性客观的方式，深入探访，了解真相。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组织及政要、人权团体、专家学者和媒体并不认可两个大卫的说法，而真正通过明察暗访实地查看过辽宁省苏家屯的人，更是对此谣言予以客观批驳。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网页截图

2. 谣言发起者。

2006年4月4日，“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成立了所谓“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CIPFG，简称“真相联合调查团”），是“活摘器官”事件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法轮功”自称这个委员会在全球有澳洲分团（团长：澳大利亚国会参议员安德鲁·巴列特）、亚洲分团（团长：中国台湾立法委员赖清德）、欧洲分团（团长：英国上议院议员卡罗琳·考克斯）及北美分团（团长：加拿大东部肾脏基金会器官捐赠委员会主席鲁文·鲍克），除大卫·乔高外，“由海外三百多名政界、法律界、医学界、非政府组织等各界人士组成”。2006年5月24日，该调查团授权两个大卫就“中国政府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开展“独立调查”，并于两个月后公开发行“调查报告”。

3.谣言造势者。

“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DAFOH）为“活摘器官”谣言的另一个重要推手，自称2006年成立于美国华盛顿区，是“国际间的独立组织”，“旨在对医学界及社会不道德和非法的摘取器官提供客观证据”。主要成员有10人，主席为托斯坦·特瑞（Torsten Trey），另有一个由12名专业人士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亚洲区法律顾问为朱婉琪。其官方网站Dafoh.org创建于2007年8月3日。该组织曾出版《国家掠夺器官》一书，作者包括托斯滕·曲瑞和《血腥的活摘器官》的合作作者大卫·麦塔斯。

4.谣言鼓吹者。

大卫·乔高，1941年2月18日出生，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亚太司前司长。乔高长期鼓吹人权，2005年，当他还是无党派的下院议员时，曾威胁时任加拿大总理的保罗·马丁，如果加拿大不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提供更多帮助的话，他将撤销对马丁政府的支持。大卫·麦塔斯，1943年8月29日出生，加拿大温尼伯地区人权律师，曾是中国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的辩护律师。两个大卫不但在台湾受到过吕秀莲的热情接待，还曾经要求各国政府和运动员抵制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两个大卫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大陆，却在两个月内完成对中国政府提起指控的“活摘器官”调查报告。二人以作者、发言人及多个非政府组织人权机构成员的名义参与推进“活摘器官”谣言发酵。

5.谣言发酵平台。

“法轮功”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台、电视、电影和网络等。建立如此庞大的媒体网络是“法轮功”试图淡化邪教色彩、在西方国家长期立足战略的组成部分。“法轮功”的媒体可分为“大法”媒体和“常人”媒体两大类。“大法”媒体负责传达李洪志及“法轮功”总部指令，如明慧网等。“常人”媒体负责搞反共反华宣传，如《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阿波罗网、人民报、看中国、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神洲电影制片厂等。在参与“活摘器官”谣言的传播中，“法轮功”的“常人”媒体发挥了发酵平台的重要作用：根据谷歌2014年8月6日的搜索数据，大纪元发表“活摘”相关文章53万篇，新唐人发表52万篇，阿波罗网17万篇。这些所谓媒体不顾事实真相，通过各种方式对“活摘器官”谣言进行一次次传播，试图达到“谣言千遍成真理”之功效。此外，推动“法轮功”“活摘器官”谣言传播的还包括欧美、亚洲等地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及所谓维权人士，如“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便是为了配合“活摘器官”谣言活动推进，于2006年11月5日在台北新成立的所谓协会。毫无疑问，“法轮功”在其网站上发布的大量信息，为发稿时间紧迫的记者们提供了现成的素材来源。

二、“法轮功”邪教的资金链源头和谣言传播运作机制

近年来，在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后，“法轮功”邪教组织在境内基本瓦解，公开滋事逐渐减少，活动能量也大幅下降，但在境外势力的煽动渗透下，其网上网下串联，境内境外勾结，捣乱破坏行径持续不断。

李洪志自潜逃国外以后，对大陆信徒鞭长莫及，为了加强其对境内信徒的精神控制，向西方反华势力显示其存在，以利苟且偷生，可用的主要手段就是网络造谣。如利用地震等自然灾害散布末世谣言，鼓吹“只有信教才能得救保平安”，对信徒进行恐吓威胁；制造并散布诋毁政府的谣言，蛊惑信众，扰乱社会。李洪志还信奉“话不说大点没人信”“故事不编离奇点难轰动”，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其控制的网站上每天都发表着大量关于中国的负面信息，炮制的谣言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例如，一个谣言在明慧网出笼了，当人们正有所怀疑的时候，它接着又出现在“大纪元”“世界之门”……第N个媒体上，形成一个强大的“呼应场”。对此，2008年10月，乌克兰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列希斯卡娅明确提出：“在宣传策略上，‘法轮功’惯用抹黑、炒作等手法，将臆想的事情通过各种媒体相互传播，从不同角度相互引用和论证，形成一个信息链，使受众认为他反复看到的信息就是事实。这是一种信息战，也是信息侵略。”这种呼应场所产生的危害不容小觑。武汉大学国际邪教问题研究中心的覃俊辉通过审查“活摘器官谣言”文本，于2017年底指出该谣言“引用数据造假、混淆概念造假、伪造新闻和不合理计算”，而这些刻意造假行为符合“法轮功”及其媒体一贯的邪教思维特征与行为模式。

挪威特罗瑟姆大学原教授詹姆斯·路易斯以“追逐金钱”来描述“法轮功”的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利益机制。他追溯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情局利用秘密手段破坏与美国利益不一致的外国政府的各种做法，指出这一回顾有利于我们理解李洪志是美国政府的工具这一观点。路易斯研究发现，2000年，受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执行创始人之一、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由美国国会资助的另一个非政府组织）董事会副主席马克·帕默（Mark Palmer，曾担任美国外交官）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法轮功之友”（FoFG）。通过“法轮功之友”的年度税档案发现，“法轮功之友”给“法轮功”媒体和公关活动捐助了大量资金。

众所周知，这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早已劣迹斑斑，被我外交部频频点名。它通过各种形式传播所谓“美式民主”，拿着美国国会的“黑钱”干“黑事”，那些美国政府不能做的、不愿做的“脏事”都交给它做。近年来，它更是将中国作为重点目标，频频资助“疆独”“藏独”“港独”等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而自由之家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狼狈为奸，其领导层由新保守主义者和美国激进外交政策的支持者主导。

马克·帕默的同事、美国国防部前官员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多年来一直为“法轮功”站台。霍洛维茨是新美国安全中心（the Centre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研究员，该中心为美国智库，由美国政府、北约和武器制造商提供资助。2010年，霍洛维茨在华盛顿特区与“法轮功”代表以及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支持的中国国际援助基金一起，呼吁美国政府增加对互联网自由技术的资助，以“消除专制政权建立的防火墙”。

意大利政治研究协会媒体主任妮可·拉斯凯尔也披露了加拿大媒体基金对“法轮功”的资助，指出这些资助都是以反华宣传为中心。

2020年10月7日，澳大利亚公民党（Citizens Party）官网（Citizensparty.org.au）刊登国际关系独立研究员梅丽莎·哈里森（Melissa Harrison）的文章《英美反华战略“法轮功”冲锋在前》（Falun Gong fronts Anglo-American strategy against China），引用了大量国际主流媒体报道，对“法轮功”与英美当局勾连的丑陋行径进行了揭露。文章认为，“法轮功”长期以来的资金来源，都是与美国外交政策相关的利益集团，以及英美权力机构，除此之外“法轮功”还在组织与技术上与英美反华机构和组织沆瀣一气。

2015年3月1日，美国互联网新闻媒体评论网《每日潘多网》（PanDo Daily）发表了调查记者亚夏·列文近万字的长篇报道《幽灵赞助下的互联网隐私：美国广播理事会简史》，揭露了多年来美国政府通过向广播理事会（BBG）提供数亿美元的资金，资助互联网隐私工具的行为。《每日潘多网》表示，广播理事会成倍增长的资金表明，“它正在做政府喜欢的事情”。《每日潘多网》报道称，广播理事会成立于1999年，“就像一个控股公司，经营着很多冷战时期中情局的衍生项目和老派的‘心理战’项目”，这些项目包括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自成立以来，广播理事会一直与美国军方以及与中情局有关的情报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美国的对手进行“宣传战”。

自2003年以来，广播理事会已经为两款“法轮功”背景的网络隐私保护和防火墙规避工具“自由门”（Freegate）和“无界浏览”（Ultrasurf）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自由门”运行在一款名为Dynaweb的软件上，该软件由“法轮功”成员建立的动态互联网技术公司（DIT）于2001年开发，使用美国国防部（DoD）的DNS服务器。DIT只有四位客户：《大纪元时报》、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以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支持的“中国人权”组织。“无界浏览”2002年由“法轮功”练习者开发，尽管该公司网站没有列出任何高管、客户或地址，但它还是被自由之家和美国之音强烈推荐给持不同政见者。2018年4月26日，自由之家向美国国会作证称，他们正在与广播理事会资助的“自由门”和“无界浏览”合作，这是他们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媒体简报”项目的一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款“法轮功”支持的软件表面上是为了避开互联网审查，但实际上却被美国政府用于针对中国公民的监控和“宣传战”。“自由门”和“无界浏览”都隶属于“法轮功”支持的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GIFC），该联盟与新唐人电视台合作。据2010年5月12日《华盛顿邮报》报道，霍洛维茨曾积极游说，希望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能够获得数百万美元的政府资助。

2021年4月14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网站（Npr.org）发布了美国著名记者、新闻评论员戴维·福尔肯弗里克（David Folkenflik）的深度报道《“法轮功”、史蒂夫·班农与特朗普时代互联网自由之争》（Falun Gong， Steve Bannon And The Trump-Era Battle Over Internet Freedom），文章说，在特朗普白宫团队对美国联邦政府进行的所有干预中，一个名为“开放技术基金”（译注：Open Technology Fund，美国支持世界各地“颜色革命”的工具之一）的小项目所引起的一连串事件最为突出。这一连串事件的出场者包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高级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以及已故民主党众议员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犹太裔）的女儿卡特里娜·兰托斯·斯威特（Katrina Lantos Swett）等。具体来说，这场涉及长达数月的激烈争论，其焦点是美国国际媒体署和美国国务院是否应该资助“法轮功”信徒开发的软件。一方面是评估人员发现这些软件本身存在缺陷，另一方面如果资助“法轮功”软件，则会占用联邦基金用于其他关键应用程序的资金。

三、“外国代理人”与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

作为“外国代理人”的组织和个人，其从最初通过各种手段来从所在国家打探各种信息的间谍活动，发展到造谣生事、赞助选举人、政治游说、煽动群众、攻击政府政策，甚至策划实施恐怖袭击、发动“代理人战争”等各类政治性活动。从现实危害看，“外国代理人”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新领域，直接危害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而在之前被“颜色革命”或“街头革命”的国家，都存在有组织的“外国代理人”发号施令的情况。可以看出，“外国代理人”往往是骚乱爆发和能否控制的关键。事实上，无论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还是201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以及试图推翻突尼斯、希腊、利比亚、乌克兰等国家政权的反对派主要领导成员，表面上看大多是民主人士、“民意代表”，实际上都是亲西方势力或受外国势力资助的“代理人”，打着“民主、自由、富强”的旗号，唤起民众的“憧憬”，将民众卷入“革命”的洪流。

在每一场“颜色革命”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分别以公开和非公开两种方式为“颜色革命”当事国反对派的相关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非公开方式是西方国家政府利用官方背景、受其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以开展民意测验、进行舆论引导的方式重塑民众心理；通过资金援助、组织学习等方式培养和扶植反对派，为发动“颜色革命”做好人员储备；外部势力在“颜色革命”目标国培养和扶植“代理人”是其准备、酝酿“颜色革命”的必经流程，青年人尤其受到青睐，外部势力以提供物质奖励、入学机会等为诱饵一手栽培出亲美的力量。如2019年6月至8月发生的香港修例风波就是一场妄图颠覆中央在香港管治权的港版“颜色革命”，中央也早在2019年8月初就提出了反修例运动是一场“颜色革命”的定性和判断，并得到运动后期发展症候的印证。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家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籍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自由之家等具有官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修例风波的反中乱港分子。其不仅为反对分子提供了巨额资金援助，还极力教唆反对分子从事极端暴力犯罪活动，甚至在系列反对活动中派驻行动导师，直接指挥反对分子行动。

在所有“外国代理人”的组成部分里，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俨然拥有一席之地。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基金资助、技术指导和跨国倡议网络等多种方式，培训专业性的反抗力量，变革乃至颠覆目标国家的政治话语体系，促进目标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推动该地区民主化进程，为政治反对派的抗争活动创造宽松环境。例如，在中东剧变中，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行为特点体现为调查并曝光侵犯人权的行为、充分发挥网络的动员功能、诉诸国际司法并将侵犯人权者绳之以法、影响西方国家舆论和外交决策、依据自身政治偏好主动设置敏感议题、难以摆脱其背后的西方政府的影响。而在“法轮功”邪教的“活摘器官”谣言中，“法轮功”授予调查权的两个大卫，均活跃在人权活动领域，在整个谣言发酵推动过程中，二人也均以多个非政府组织人权机构成员的名义进行。而在“活摘器官”谣言越来越不被西方社会大部分组织、人员买账，无法诉诸国际司法的情况下，这些人竟然试图通过自设一个“野鸡法庭”——“中国仲裁庭”（一个由澳大利亚与“法轮功”有关的组织与英国反华势力相勾结而成的非法组织），来煞有介事地对中国作出“终审判决”，妄称中国政府杀害“法轮功”学员以获取他们的器官用于移植，妄图以此坐实“活摘器官”谣言。

近年来，无论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重建，苏丹达尔富尔危机和缅甸密松水坝事件中，还是在中亚地区“颜色革命”和中东剧变中，都能看到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活跃的身影。目前，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是两个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此外，自由之家、国家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第三世界反对剥削妇女运动（Third World Movement Against the Exploitation of Women）、非洲权利（Africa Right）、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组织（Protect Minority Rights Association）、支持人权律师委员会（Union of Support Human Rights Lawyers）等地区性人权非政府组织也具有一定影响力。当前，国际社会跨国倡议网络活动日益频繁，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行为事实上已导致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分隔界限日趋模糊，通过议题设置、促使目标行为体话语承诺、引发程序实质性变化、进而影响倡议行动目标，成为西方价值观念的重要“传播者”，其相关活动在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转变为颠覆现有社会体系的力量，这在“颜色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中东剧变中，中东人权非政府组织一方面以地方参与者的身份大肆传递信息，大量转载和引用人权观察、大赦国际的报道。有分析指出，“由于当地信息的封锁，对政府的批评声音，89%以上来自国外非政府组织”。另一方面，这些人权非政府组织监控、搜集本国人权状况的资料和信息，对人权问题敏感区域进行调查研究，将获得的一手资料提供给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一些穆斯林民众把当地的这些人权非政府组织，称为欧美人权组织在中东的‘复制品’”。可以看出，中东剧变中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对中东地区的“人权调查”，乃至后面的大量转载引用相关报道的做法，与“法轮功”授权两个大卫调查“活摘器官”后大量报道的做法，有着惊人的相似：第一，开展所谓“调查”，通过发布调查报告向调查对象国施加国际压力。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利用自身影响力雇佣研究人员，成立研究小组，调查目标国所谓侵犯人权行径，“揭露警察局及监狱中的酷刑”。第二，充分发挥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动员功能。冷战结束后不久，“大赦国际”“人权观察”“人权律师委员会”等组织合作建立了“数据自由网络”，该网络通过设定特定话题吸引网民参与互动，放大并炒作发展中国家失业、腐败、贫富分化、司法不公等社会问题，企图激化当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第三，诉诸国际司法，要求将所谓侵犯人权者“绳之以法”。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雇员一般拥有较高的学历，团队整体法律素养高，具有丰富的国际诉讼经验，能够提供高效的法律救济。在正常的国际诉讼无法展开的情况下，还可以自设“野鸡法庭”。第四，通过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舆论，对相关国家的外交决策产生影响。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主要特点是刺激和调动公众，影响政府政策和行为。最后，难以摆脱背后西方政府的影响。美国和平研究所、自由之家、国际共和研究所、开放社会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同美国政府积极开展合作，大力宣传美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观，主动承担“改造任务”，扮演“民主改革”的“急先锋”角色，向目标国家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提供“民主改造方案”和“民主技能培训”。

有鉴于此，发展中国家学者普遍对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持审慎态度，如兰密施·塔库（Remesh Thakur）等认为，“西方人权非政府组织是西方国家干预发展中国家人权发展的一颗棋子，本质上维护的是发达国家利益”。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黎尔平、李开盛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强调：“西方非政府人权组织代表的是西方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以维护西方人权价值为主要动机。”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本应是非政治性、非营利性、不受任何政府支配的独立的民间组织。但“颜色革命”中，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支持与其身份不相符的反政府活动，此类现象随处可见，其背后有西方国家政府的授意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煽动地方民众进行政治抗争、具有明显政治意图的行为“实际上已沦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实施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的政治工具”。

四、诺贝尔和平奖与“活摘器官”谣言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活摘器官”谣言是“法轮功”炮制的所有谣言中最为“精彩”，也是最具“生命力”的。而这份“生命力”，与西方反华势力的多方“加持”是分不开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加持”，就是《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作者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这无疑是给这份名为“血腥报告”实际上对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也真的非常残忍血腥的虚假报告镀了一层“洋金”。美国《福布斯》杂志曾针对特朗普获诺贝尔奖和平奖提名时评述说，提名某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惊人的容易，因此，获得提名也非常容易被政客用作宣传工具，而这些政客的目标可能与诺贝尔委员会的初衷相悖。尽管在明眼人看来，诺贝尔和平奖早已与它的初衷相去甚远，但全世界依然有大量不明真相的人，在他们心目中，诺贝尔和平奖是非常崇高的一项世界性大奖，它超然、中立、不受外界的政治影响或诱惑，而只是凭委员们的良知与判断，颁授给那些对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士。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作者所写的书，必然也是客观公正的，至少是值得人一看的。

诺贝尔和平奖是依据瑞典著名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1833一1896）的遗产与遗愿设立的五项诺贝尔奖之一，于1901年创立，它是第一个不分种族、国籍和性别的全球性和平大奖。诺贝尔和平奖，无疑是当今世界社会领域里影响力最大的奖项之一。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颁发的其他四个诺贝尔奖项不同，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是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颁奖，挪威国王监礼。为什么挪威获得了诺贝尔的信任得以评定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因为诺贝尔曾颇为担心和平奖沦为大国或国家集团操纵的政治工具，所以选择持有先锋和平理念的小国挪威颁发和平奖。但他本人没有想到的时候，他的担忧最终还是成为现实：诺贝尔和平奖发展到今天，早已与诺贝尔遗愿背道而驰。不仅英美等大国对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颁奖的操纵愈发明显，颁发和平奖的意义也逐渐偏离了单纯褒奖那些为推动裁军、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为促进国家或民族间友爱的人士，而变成了一种推广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面对诺贝尔和平奖沦为政治工具的外界质疑，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赛耶斯达德倒是直言不讳：“诺贝尔和平奖是政治性大奖，评审是政治决定，颁奖会产生政治影响。因此，委员们评选时更多的是从政治上考虑，而不是做哲学思考和学理推敲。”

每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会发出信件，邀请有资格的人提交他们心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由于具有提名资格的人数达到数千人，因此近年来获提名者名单也越来越庞大，如此庞大而分散的提名票数，事实上就把确定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权力牢牢掌握于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五名委员手中。更糟糕的是，委员们开会讨论不做记录，内容不得对外泄露，委员们也不得参加任何公开辩论，除了宣布最终得奖者之外，委员会不提供提名、评审、决选（投票）全程中任何信息。因此，外人无法得知委员会评审出哪些投票候选人并如何投票决选出最后得奖者。由于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属于私营性质而非政府机构，因此也不受挪威的《信息公开法》管辖，不必为他们的评奖决定作任何说明。即便诺贝尔和平奖有这样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但以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和法新社等西方大通讯社以及绝大多数西方主流媒体为后盾的诺贝尔和平奖，仍然令当今世界上其他各种和平奖项望尘莫及。可以说，诺贝尔和平奖的全球巨大影响力与西方在全球舆论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息息相关。

在诺贝尔和平奖过去100多年的获奖者中，以来自英国、美国以及英联邦国家的人士居多，三者相加共有近40人。其次就是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士，再次是英美意图“和平演变”（即“颜色革命”）的国家中的人权活动家。这种颁奖分布的算计背后就是丘吉尔在1948年10月9日提出的“三环外交”战略构想：大英帝国和英联邦国家为第一大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美国等信奉基督教的英语世界为第二大环；联合起来的欧洲算是第三大环。而英国是三个大环都归属的唯一国家。

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分布统计与“三环外交”战略的高度重合，昭示和平奖的政治倾向：在冷战对抗中为英美西方大国占领道义高地并制造舆论以推广西方意识形态服务。

在英美的冷战政策导向下，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文学奖被作为“和平演变”的重要舆论武器，颁发给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治异议人士，寄望他们在诺贝尔奖的“光环”下有力地引导内部发酵，向西方意识形态靠拢。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但美国追求单极霸权的攻势并没有终止，反而在打破两极均势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动热战。在此期间美国加强了对诺贝尔和平奖的操纵，令其颁奖导向服务于美国以“颜色革命”与热战手段相结合以固化单极霸权的战略部署，而颁奖对象则明显地聚焦在中东地区、前东欧地区和中国周边地区。

迄今为止，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过两个中国人，一个是达赖喇嘛，另一个是刘晓波。前者是中国民族分裂主义的代表人物，后者是发起《零八宪章》煽动颠覆中国现行宪法和国家政权的刑事罪犯。除达赖、刘晓波之外，“疆独”头目热比娅、流亡海外民运分子魏京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犯胡佳等都进入过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名单。不难发现，西方为了干预中国政治进程，强推西方意识形态，只要在反对中国政权方面搞出了大动静，不管是民族分裂分子还是刑事罪犯，都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作为奖赏。诺贝尔和平奖近年来对中国的反复非难，实际反映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不安。

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快速上升，经济强劲增长，社会大局稳定，而美欧普遍复苏乏力，对社会主义中国日渐强盛心态失衡。西方不愿意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在许多方面非常成功的强大国家拥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除了军事上在中国周边制造并扩大朝鲜半岛危机、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主权问题等安全议题，在经济上极力策动股灾、撤资做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每年资助数以千万计的美元给各种“藏独”“疆独”“港独”组织和人权、宪政等非政府组织，为运作“颜色革命”作舆论准备。

而具有全球重大影响力的诺贝尔和平奖，自然也是西方阵营发起意识形态攻势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选项。诺贝尔和平奖固然对于国际关系和国家间和平解决争端作出过历史贡献，但在冷战启动后诺贝尔和平奖逐渐被英美大国操纵，沦为推广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不公开不透明地评奖授奖，有目的地设置热点议题，期望引导国际舆论把整个世界整合到一种以自由主义为主导思想和以资本主义宪政为政治规范的西方意识形态中来。正如对诺贝尔和平奖深有研究的国际时政观察家星野所指出的，“诺贝尔和平奖甚至文学奖，被作为一种政治工具，颁奖被当作接纳一个国家进入‘西方文明俱乐部’的象征和符号”。

因此，中国对已经高度政治化的诺贝尔和平奖不必太当回事，更不需视其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衡量指标，那只会把中国导向危险的境地，因为诺贝尔和平奖忠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立场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相反，我们倒是更应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诺贝尔和平奖，将其当作一份反风向标予以审视。

五、结语

“法轮功”在西方反华势力资助下炮制“活摘器官”谣言，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谴责中国虐待“法轮功”，而部分西方记者也例行公事地将两个大卫的报告当作事实不断地重复报道。但正如前文所述，数十个国家政府部门、人权团体、境内外媒体的实地走访均没有发现任何的事实可以验证这份报告当中所叙述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逝，越来越多人了解到真实情况，看清了“法轮功”的“活摘器官”谣言，也对他们的宣传活动予以抵制。中国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保持着繁荣稳定发展，某些外部势力必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存在，一定会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和干扰，试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颜色革命”就是其釆取的主要手段，对中国政治安全构成重大现实威胁。因此，我们要始终保持警惕，与西方反华势力及“法轮功”邪教组织等组织作坚决斗争，坚决捍卫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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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法轮功”是怎么制造“活摘器官”谣言的，中国反邪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