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发达国家饱受邪教和阴谋论的冲击，已经激发出严重的社会动荡。这些充分说明，迷信行为不仅仅源自“贫”和“愚”，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心理原因。

很多科普工作者，或者反邪教工作者认为，迷信不过是低知识阶层的问题，给他们讲讲科学知识就行。在这里，我举一个身边的例子。

有个朋友曾经对我说，“附体”现象不可不信。他亲眼看到一位死去的长辈附体在表姐身上，通过她向亲属们喊话。这位朋友不仅文化程度高，本身就是电视台的科教节目制片人。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导致迷信行为的原因远不只是“没文化”那么简单。然而到目前为止，对迷信现象的研究主要还是从邪教制造者和传播方式入手，缺乏对普遍的迷信心理规律的研究。国内尤其如此，只有一些个案分析，或者反邪教的经验总结，系统研究几乎为零。

就国内而言，缺乏此类研究的主要原因是个体迷信行为往往不违法，更没有形成邪教组织。国内研究邪教问题的学者要么来自公安系统，要么是宗教学专家。前者主要以案例为素材，只有涉案的迷信行为才会进入视野。后者主要从建制角度研究邪教。这样一来，都会忽视广泛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的个体迷信行为。

从邪教治理工作角度来看，社会上大量迷信群体的存在，正是邪教传播的土壤。一个人一旦加入邪教，投入了时间成本，甚至经济成本，再转化他们会非常困难。如果把工作做在平时，提高广大人群的心理素质，减少日常迷信行为，就会事半功倍。

而且在邪教传播过程中，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角色并非很清晰。

有关部门把打击重点放到主要的邪教组织者身上，这样会无形中夸大邪教本身的影响力，仿佛他们的教义里有某些神秘力量，普通人只要接触到，突然就会沦陷。有的宣传工作者甚至形成草木皆兵的心态，以为随便什么人都会被拉下水。

事实上，面对邪教宣传，既有轻信的人群，也有完全不信的人群。在后一个群体里，邪教传播的粗糙教义，还有那些灵异事件，从来就被当成笑话看。到底是哪些心理因素造成这两个群体的区别？一直缺乏深入研究。

在最为相关的反邪教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之外，广大科学工作者不愿意研究这类问题。迷信行为在科学界一向不被认为是严肃的课题，更没有学科归属。在目前学科划分标准非常严格的情况下，迷信现象属于哪个学科呢？不解决学科归属，就意味着科学工作者把精力放到这上面，成果没处发表，也不能用于评职称，无助于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结果。

结果，研究迷信现象在科学界成了公益事业，只能是个别学者凭自身兴趣来推动。而一旦公益化，也就没有人员、设备和经费方面的保障。

如果不考虑这些功利因素，那么，对迷信和超自然现象的研究更像是个案调查，似乎不容易总结出普遍规律。学者更倾向研究具有普遍性的课题，而不是某处旧宅是否闹鬼。

凡此种种，都是迷信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