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据《悉尼先驱晨报》网站2021年4月1日报道，称尽管根据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科学教派”信徒人数十年来减少了三分之一，仅不到1700人，但近年来该组织在澳的财富大幅增长。并称“科学教派”已将数千万澳元从美国转移到澳大利亚等国，澳大利亚因免税审查不严格已成为全球各种邪教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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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家罗恩·哈伯德（L.Ron Hubbard）建立“科学教派”以来，该组织的财务状况几乎完全是保密的，但是《时代》和《悉尼先驱晨报》最近的调查发现了该组织的财务信息比世界上任何机构的都更为翔实。

尽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科学教派”信徒人数十年来减少了三分之一，不到1700人，但近年来该组织在澳大利亚的财富大大增加。

“科学教派”自称是非营利性组织。对该组织账目和公司结构的分析显示，其澳大利亚分部在2013年至2019年期间实现了6540万澳元（1澳元=4.75元人民币，下同）的净利润。报告显示，财大气粗的美国分部进行了一系列跨境资金流动操作，2016年它在澳大利亚的业务获得了2780万澳元贷款，仅2014年就从美国获得了3590万澳元的赠款。2013年至2019年间，流向澳大利亚的赠款和贷款总额达7850万澳元。

“科学教派”澳大利亚分部相应支付了数百万澳元的许可费和2220万澳元的“教会服务”费，并花费890万澳元从该教会的国际机构购买了书籍和工艺品，还有来自日本、中国台湾等亚太地区数量不明的收入也通过澳大利亚账户完成了转移。“科学教派”澳大利亚分部报告称其利润率接近30％，比许多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都要好。

“科学教派”前信徒一直指责该组织是一个以金钱为中心的危险邪教：使用廉价劳动力、强迫妇女堕胎、使用暴力、威胁批评者。美国著名影星丽亚·雷米尼（Leah Remini）等前信徒由最初的忠诚拥趸现已成为最激烈的批评者，而“科学教派”否认了这些指责。

原“科学教派”全球高管兼官方发言人、现最为著名的批评者、澳大利亚人迈克·林德（Mike Rinder）表示：“‘科学教派’披着宗教外衣做生意。他们以在银行拥有多少钱或持有多少资产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

“科学教派”女发言人卡琳·普乌（Karin Pouw）对此予以否认，她称自2007年以来，“科学教派”在澳大利亚一直处于爆炸性扩张中，在墨尔本、悉尼、珀斯等地均开设了分支机构。不过，对于2016年人口普查数据称“科学教派”在澳信徒人数不到1700人这一问题，她始终未作答复。

她说，从美国获得的贷款和赠款用于购买“教会”财产，而且“教会”的扩大还得益于“使用这些设施的‘科学教派’信徒的慷慨捐助，并没有所谓的‘利润'积累。‘教会’的所有资金都专用于促进宗教和慈善事业”。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于1983年对“科学教派”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给予其慷慨的监管待遇和免税地位，并将其作为宗教加以保护，这些都助长了该“教会”的财富积累。在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科学教派”并未获免税待遇，也不被列为宗教。

“科学教派”在较短时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时代》和《悉尼先驱晨报》的一项分析显示，“科学教派”在澳大利亚的资产平均到每名信徒为102535澳元。相比之下，据《时代》2018年的调查，澳大利亚天主教会的总财富约为300亿澳元，相当于平均每个教徒5600澳元。

“科学教派”总部，位于悉尼查茨伍德

数据显示，“科学教派”澳大利亚分部的资产从2013年的6010万澳元增加到2019年的1.724亿澳元，其中包括位于悉尼查茨伍德区（Chatswood）的亚太地区“理想先进组织”（Ideal Advanced Organisation）中心大厦。

此外，“科学教派”英国分部拥有约2400名信徒，资产近1.5亿澳元，自2013年以来增长了近三倍，其中超过5000万澳元是以贷款的名义从美国分部注入的。英国的财务状况，包括资产所有权，是通过1977年成立于阿德莱德的组织进行上报的，同时也提交给澳大利亚慈善与非营利委员会（ACNC）。

目前，“科学教派”在澳大利亚共拥有3.26亿澳元资产。

在英国，“科学教派”有义务缴纳公司税，利润相对低得多，这些利润与美国和海外实体的巨额债务相抵消。利用对相关离岸公司的内部债务来减少应纳税所得额，是跨国公司的常见策略。

普乌女士否认了这一点。“英国‘教会’正在推进建筑建设和翻新计划，这是为什么会出现债务的原因。”

据前高管和前信徒称，“科学教派”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赚钱：一是使用激进的销售技巧向信徒收取费用，数额高达数万甚至数十万澳元，称能使他们在课程中不断进步，在宗教层面上不断前进；二是来自富商信徒的巨额捐款。

“科学教派”吸引了汤姆·克鲁斯、伊丽莎白·莫斯和约翰·特拉沃尔塔等名人，在澳大利亚拥有凯特·切贝拉诺等一批极为富有的支持者。亿万富翁詹姆斯·帕克（James Packer）在汤姆·克鲁斯介绍下，也曾是“科学教派”信徒。而美国商人罗伯特·达根（Robert Duggan）个人捐赠高达4.75亿澳元。

澳大利亚的税收和监管制度对宗教有利，但它是少数几个要求“科学教派”通过其慈善监管机构报告一些财务数据的司法管辖区之一。在美国，“科学教派”不需要这样做，其财富无人知晓。

墨尔本法学院教授安·奥康奈尔（Ann O’Connell）是慈善和非营利机构税收专家，她表示，根据1983年高等法院的案例，澳大利亚认定宗教的门槛并不高。

“如果慈善机构向澳大利亚慈善和非营利委员会提交了年度报告之后，没有人跑去市中心抗议（他们黑钱），就这么糊弄下去，就可以获得税收优惠。对这些机构来说，这个制度再好不过了。”

奥康奈尔教授质疑，不提供慈善服务的宗教——比如医院或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是否有资格享受税收优惠，“像‘科学教派’这样的团体似乎就无法提供慈善服务”。

在澳大利亚，包括宗教在内的慈善机构必须通过公共利益测试，但它自动假定宗教就是为了公共利益。奥康奈尔教授说，要想使某个机构失去这一地位，必须向澳大利亚慈善和非营利委员会专员提起诉讼。这样的管理体制比英国的更弱，英国并没有这样的假定。在英国，“科学教派”没有通过公共利益测试，也不是慈善机构。

林德曾担任“科学教派”特别事务办公室的执行董事，他表示，“科学教派”对监管打击十分谨慎，特别是来自美国国税局的监管打击。这正解释了为何要将部分现金从美国转移到澳大利亚等国。

“科学教派”发言人普乌女士辩称，这一说法“既没有根据，也毫无道理”。

纽约《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前编辑托尼·奥尔特加（Tony Ortega）长期从事“科学教派”研究，他表示，将资金投入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海外地产的商业模式，对“科学教派”及其领导人大卫·米斯凯维格（David Miscavige）来说还另有深意。

他说：“米斯凯维格已经让这些富有的老年人相信‘科学教派’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世界各地不断建立新的场所。”

位于墨尔本阿斯科特谷的“科学教派”教堂

奥尔特加表示，“科学教派”的商业模式使其积累了“如此巨额财富”，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监视前信徒，或对前信徒提起诉讼，因为“如实陈述‘科学教派’用金钱所做的事，应该会让人们感到恐惧，并使他们的纳税状况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