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轮功”发源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最初为气功团体，后来逐渐演变为与中国政府发生冲突的教派团体和政治运动。“法轮功”创始人、头目李洪志流亡美国后，在纽约卡德巴克维尔（Cuddebackville）附近置办一处房产，后将其命名为龙泉寺（Dragon Springs），作为神韵艺术团的总部。神韵艺术团是一家野心勃勃的舞蹈巡回演出公司，号称复兴被破坏了的中华传统文化。虽然李洪志早期的末世论强调个人必须成为“法轮功”修炼者才能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中生存下来，但神韵的巨大成功似乎促使李洪志改写他的末世论观点。现在他强调，要想得“拯救”，只需观看神韵的现场表演。

关键词：神韵；法轮功；法轮大法；李洪志；中国；中华舞蹈；龙泉寺

[李洪志的]千禧说[最近]被用来证明公开主打神韵演出是合理的，因为李洪志认为，与“讲真相”这一直白的政治做法相比，神韵演出在拯救灵魂方面技术更高明。这位神化的领导人激发了“法轮功”的进步潜力，[最终]又扼杀了它（Junker，2019，190）。

2006年，“法轮功”开始推出他们的神韵歌舞节目。“这些节目显然是模仿了中国中央电视台长期播出的春节联欢晚会。春晚汇聚了一批最优秀的中国演员，年收视率高达数亿”（Penny，2018）。任何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可能看过神韵色彩艳丽的传单和杂技舞者在盛开樱花树上跳跃的海报，以及无数名人和公众人物对这一“千载难逢”奇观（其实每年每个城市都有）的赞誉。不过，这些喜气洋洋、五颜六色的广告背后，却暗藏了这个演出更为阴险的一面。

多年来，神韵演出引发了强烈反响，这种反响或是高声颂扬，或是表达惊愕。对该演出的评论似乎已成为吸引或警告潜在观众的虚拟战场。在神韵网站上，名人和公众人物的热评连篇累牍。明尼苏达州《星报》一名记者指出，该团体“强人所难地向权贵们索要‘贺词’，然后将他们打造成神韵代言人。近年来，在这些光鲜的节目中，出现了许多名人照片和热情留言，其中包括好莱坞名人、市长和学者……”（Tillotson，2015）。以下是神韵网页上的经典语录：

这是一次充满感动的经历……演出不仅有娱乐性﹐同时还有深刻内涵。观赏演出﹐让我们变成了更好的人﹐与中国精神融合在了一起……我认为，我们来的时候图的是开心，（演出结束后）离开时得到的（精神）升华。——美国陆军准将赫克托·洛佩兹（神韵，2017年）。

演出引人入胜，有时非常有趣，孙悟空战蝎子精，（猪八戒喝了子母河水）大了肚子，你知道，神韵的舞台效果巧妙惊人，高明地传达着故事情节与情感，而一切又如此优美……（神韵，2019）

出人意料的是，当神韵舞蹈团演员们从幕布下方消失后，他们的影像在屏幕上就像从里面飞出来一样，舞台上的非凡魔力、视觉盛宴和无穷魅力，让观众在思考人生机遇的同时，产生了无尽的想象（同上）。

我喜欢这个节目，如此充满光明，正是这个城市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倾听这样的故事，我们需要欣赏这样的舞蹈，我们需要这种真情实感。这绝对是我们应拥有的最好的事物！（同上）[作者注：这种评论通常不是自发的，具体来说，就是“一些观众被冷不丁地带到展台旁接受采访，采访者佩戴的徽章表明他们是‘新唐人电视台特派记者’。被发布在神韵网站上总是那些正面的评论”（van der Made，2019年）]。

然而，把这个“迪斯尼乐园”般（光鲜亮丽的）外表稍微划拉一下，人们就能看到一种令人不安的事实：在一个自我标榜适合阖家欢乐的节目里，却呈现出暴力和殴打场景，并以像世界末日一样毁灭中国结束。在阅读了一些持怀疑态度观察家的评论之后，人们不禁莞尔。其中几则最受欢迎的评论如下：

后面有越来越多的节目讲述“法轮功”信徒受共产党人殴打、遭赶牛棒折磨、被挖去双眼，观众们很快就明白了：琼斯镇与篮子编织有多少关系，那么神韵表演与中国古典舞蹈就有多少关系（译注：暗指居住在美国琼斯镇的“人民圣殿教”邪教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组织信徒编织篮子，而邪教“法轮功”神韵表演的真正目的也不是传播中国古典舞蹈艺术）（Dabkowski，2018）。

他称这种巡回演出是“法轮功”的筹款工具，一场“狂野东方秀和比利·格雷尼姆（Billy Graham）式的旅行帐篷布道秀”的组合。神韵大肆宣传所谓中华文化，而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熟悉到能够区分里面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Tillotson，2015）。

每隔17年，就有一种蝉从北美的落叶树下大量冒出来，进行为期4到6周近乎震耳欲聋的交配。然后，几乎与它们来时一样突然，它们又突然间消失了，在地底继续蛰伏17年。同样，每年，世界各地的城市和小镇都会被视觉上的蝉式营销风暴所淹没，从彩色广告牌到光鲜的邮递员，都预示着与流亡的中国教派团体有关的神韵巡回舞蹈团即将到来（Braslow，2019）。

不知不觉，神韵已经在我脑海中存在一段时间了：去年的广告主色是浅金黄色，就像脱水时的人尿……虽然这些海报如此离奇空洞，但它们为什么会存在于我意识中？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我的大脑出问题了，它臆造出了神韵，就像电影《美丽心灵》中约翰·纳什的大脑臆造出的室友一样（Tolentino，2019）。

然而，几位观察家言辞诙谐的评论似乎透露出了更多事实：

让我去接受李洪志的观点，实在勉为其难。他认为，“外星人生活在我们中间”，“同性恋和混血婚姻是堕落的”。这似乎与该组织在舞台上提出的“真善忍”的原则相去甚远。我真正反对的是，把这样一个具有明显政治意图的表演冠以家庭娱乐之名偷偷搬到了欧洲各地的舞台上。……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判断这台晚会到底有何艺术价值，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依我看，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活动中一个迪斯尼式的令人惊悚的演出。……这是我在剧院度过的最怪异、最令人不安的夜晚之一（Crompton，2008）。

中国政府说，李洪志（小时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仅有的技能是吹小号。至少这一点，政府所说的李洪志简历是真的。将活动大本营迁往美国后，“法轮功”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建立“天国乐团”，这支由信徒组建的乐团在各地游行中演奏乐器，边舞边跳，将他们的信息带到当地圣诞老人游行和中国新年庆祝活动中。作为一个乐师（指李洪志），拿行进乐团和神韵来回敬（中国政府对他及“法轮功”的）做法，也算找对了路子（Hune-Brown，2017）。

是什么一连串的事件导致神韵的诞生？神韵演出公司是由“法轮功”建立的，而“法轮功”又是李洪志1992年在中国开创的一种气功形式。气功则是促进身心健康的一种复杂技术，在中国历史悠久。虽然经常被拿来与印度瑜珈相比较，但大多数气功练习都是在练习者站着时进行缓慢的动作，这让人联想到太极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气功复兴，俗称“气功热”（Othode和Penny，2017）。

1999年，中国政府发起了一场运动，反对某些被视为迷信和反动分子的气功团体，包括“法轮功”。与其他组织不同，“法轮功”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官邸北京中南海外举行了超过万名信徒参加的示威活动。当局以对待大规模公众运动的方式反对这一示威活动，反应之“迅速，回想起来，意料之中”（Hune-Brown，2017）。“法轮功”随后声称，他们的信徒遭受了酷刑。

当1998年政府明摆着很快要取缔“法轮功”时，李洪志和他的家人逃离中国并永久居住在美国。接下来，李洪志自己安安稳稳居住在美国的新家中，却去鼓动被他抛弃在中国的弟子们继续示威对抗中国政府。用王大为（David Ownby，加拿大中国现代史专家）的话说，“李洪志鄙视那些缺乏信念勇气的信徒，即使在中国，反抗的风险很高，[也]似乎要求他的追随者做出连他自己都没有做出的牺牲”（2003:118-119）。[作者注：或者用安德鲁·容克（Andrew Junker）的话说：“我注意到，神化的领导人的行为和教诲很难激发我的信任或尊敬。我常常静想，对于那些在刑讯逼供下放弃‘法轮功’的人，什么样的领袖才会去谴责他们要受到神的惩罚？”]（Junker，2019，192）。

当时，新闻媒体上充斥着最初的示威活动和随即取缔“法轮功”的报道。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当信徒——特别是西方信徒——前往天安门广场举行短暂抗议，然后被逮捕和驱逐出境时，它的故事会在头条新闻中再次出现。此外，2001年初，一个小规模信徒团伙在天安门广场自焚（Lewis，2019年）。这再次成为世界头条，但很快就从头版消失。然而，李洪志及其“法轮功”在西方，特别是在北美找到了一个环境适宜的避难所，该组织藉此在纽约州郊区建立起新的总部。

中南海示威几年后，社会学家苏珊·帕尔默（Susan Palmer）参加了在渥太华举办的一次“法轮功”集会，会上李洪志称：

……对“圆满了自己最伟大的位置”的天安门广场殉教者们表示祝贺，想来这些人死后获得了觉悟，或者赢得一顶殉教桂冠：“因为坚持修炼大法，无论他们是被关押还是失去肉体生命，他们都获得了圆满”（Palmer 2003，356）。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很清楚，如果不是彻底殉道的话，那么李洪志的教义实际上就是在鼓动他的信徒主动寻找（受）迫害：

“法轮功”骨干信徒不怕迫害，甚至似乎是故意寻衅：迫害证实了他们的教义，使他们更接近李洪志所承诺的拯救（D.Palmer，2001，22）。

苏珊·帕尔默（Susan Palmer，请不要与汉学家大卫·帕尔默David Palmer混淆）在研究“法轮功”的转换模式时指出，加入这个组织最终“需要参与反对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信徒的公开示威”（2003，354）。压迫面前不屈服，能够提升一个人的心性。这个理论是如何运作的，取决于对业力的准物理解释。李洪志教导说，在其精神体系里，可能称之为“善业”的是一种白色物质，称之为“德”；另一方面，“恶业”是一种黑色物质，称之为“业”。在与警察和其他压迫者的对抗中，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吸血鬼行为：

李洪志说，“当有人拳打另外一个人时，他就将白色物质（即“德”）抛送给被殴打者，而他本人身体腾出的部分就会充满黑色物质（即“业力”）”。这点很重要，它从某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法轮功”习练者愿意去中国的公共场所去做那些可能招致他们被逮捕的事情，亦即“法轮功”所说的“被野蛮对待”。如果警察殴打你，他的“德”就会传送到你身上，而“业力”就会填充他身体里“德”所留下的空间。如此一来，你赢了，他输了。（Penny，2001[括号内是Penny的解释]）。

这种业力（转化过程）的深奥观点，成为促使“法轮功”弟子“主动寻求”迫害的动机，旁人难以理解：在看不见的精神层面上，实际上是“法轮功”弟子在攻击警察，而不是警察攻击“法轮功”弟子，而且是“法轮功”弟子获得了胜利。而那些因“忍”而亡的弟子，李洪志打包票说那些“为了法轮大法而牺牲自我了的人有望立刻达到‘圆满’或顿悟，即每个习练者都为之奋斗的目标”（Farley，2014，249-250）。

正是李洪志鼓动弟子去冲击那些对“法轮功”不满者，才最终造成中国政府对“法轮功”进行镇压：李洪志不但鼓动弟子去冲击那些对“法轮功”描述被其判定为错误的媒体，他还鼓动弟子去冲击政府当局——例如到中南海抗议——而且这一活动很有可能是得到了李洪志的“个人授意”（Ownby ，2003，109）。话再说回来，当然李洪志原本可以教导弟子“低调一些，继续私下修炼，如有必要，就否认你是习练者”。但李却觉得这种谨慎的方法是荒谬的。“还有许多新弟子，躲在家里偷偷修炼，害怕被人看到。想想这是什么心态？”（李洪志，引自Palmer，2007，253）。

显然，李洪志的兴趣不在于保护信徒，而在于向国际媒体打出“遭受残酷迫害”的（悲情）牌。尽管非“法轮功”媒体对它们的兴趣终将减弱，但“法轮功”的支持者通过创建数百个（最终数千个）网站宣扬“法轮功”对事件的解释，使得这一问题继续存在。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更多的海外信徒是“中国学生和学者，他们既容易上网，又有足够的文化资本和技术能力”（Zhao，2003，214）。

在全球层面上，[这]确保了[“法轮功”]对事件的解释优于中国政府的解释。西方媒体的报道一直在压倒性地支持“法轮功”，批评中国当局，中国境外对“法轮功”的负面评价也屈指可数。毫无疑问，“法轮功”信徒在他们网站上发布的大量信息为有紧迫截稿期限、对“法轮功”抱以同情的记者提供了现成的资源（Bell和Boas，2003，287）。

取缔“法轮功”后不久，2000年5月，“法轮功”学员们在中国境外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大纪元时报》，并于8月推出网络版。他们在2001年建立了新唐人电视台（最初在纽约），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境外中国人的频道。而希望之声电台则于2003年推出。

因此，“法轮功”能够通过其在网络上的广泛存在、直接的新闻报道，和自己的媒体影响其他新闻媒体。“法轮功”还能够通过其他非“法轮功”来源间接地传播自己的观点，这给同一个叙事创造了多个来源的假象。因此，例如，“新闻界经常引用大赦国际的话，但大赦国际的报道并没有得到独立核实，主要来自‘法轮功’”（卡万，2005）。不过，大赦国际的报告有时也存在重大缺陷，例如，所谓的伊拉克婴儿保温箱事件（译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科威特为了引起国际关注，声称伊拉克军队侵入科威特医院后，将新生婴儿从保温箱里扔出去，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此激起国际对伊拉克的公愤 ）有助于证明1990年美国入侵科威特是正当的，这纯粹是大赦国际的宣传（Democracy Now，2018）。此外，“法轮功”信徒及其同情者实际上控制了维基百科中的相关网页（如Lewis，2018，26-29所述）。

然而，尽管“法轮功”与中国的斗争在全球媒体（策略）中赢得了胜利，但李洪志仍不满意。他想的不只是赢得宣传战，相反，他原本希望世界舆论能激发国际社会，迫使中国将“法轮功”合法化，并允许他回国。除了恶势力和中国所谓的暗中迫害的新策略外，他好像已被说服，觉得非“法轮功”新闻媒体应该受到谴责，因为这些媒体没有持续报道“法轮功”所谓的受迫害故事：

大家看到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主流媒体在这种情况下大多都没有报导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在罪恶中沉默着（李洪志，2005）。

他把这种失败归因于人类的贪婪：

迫害中我们也看到了，人类社会所宣扬的什么东西都是不可靠的。全世界很多人在讲人权，国家吹捧信仰自由，甚至于全世界的人好象都把这些当做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人最重要的权利。而中共极其邪恶、极其严重的践踏迫害中国人与人权和信仰自由的时候，全世界很多政府、媒体却默默无声。也就是说在利益面前哪，什么信仰自由啊、人权啊，都变的一钱不值了（同上）。

当然，事实是，新闻媒体只是从对一件事情的关注转移到了下一个。如果他们夜以继日地重复同一个故事，观众最终会陷入“同情疲劳”，改变频道观看一些不那么老套的节目。

在某种程度上，迫害不会产生同情，它会滋生一种蔑视。当有人第十次递给你一本关于中国政府压迫“法轮功”的小册子，你的冲动不是给当地代表写信，而是过马路（远离它）（Hune-Brown，2017）。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即所谓的压迫是看不见的（在李洪志看来，归因于“暗中迫害”）：当唯一的证据是来自一个既得利益团体的二手甚至三手指控时，一家媒体公司怎么能就此产生关于所谓残酷迫害的新闻呢？

尽管李洪志在演绎中国事件上赢得了公关战，成功地宣传了“法轮功”是一个和平的精神修炼团体，受到了中国政府不公正的迫害，但他仍然感到沮丧，因为这似乎离他当时计划的最终目标——成功返回中国大陆——仍然非常遥远。除了媒体报道不断缩减外，这场运动似乎已没有什么动力。在这个紧要关头，李洪志或“法轮功”的其他人（或这二者）随后在第二年提出了两个新的战略，重新定义这个运动，并重新唤起世界对“法轮功”困境的关注兴趣：神韵表演和指责中国从“法轮功”囚犯身上“摘取”器官。

推动“器官活摘”谣言前两个月（国际媒体）的说法如下：

• 以上内容来自李洪志2005年夏天的一次演讲。尽管“法轮功”取得了胜利，但它从新闻头条上慢慢淡出——“西方记者已经停止讲述这个故事”（Tillotson，2015）。

• 谷歌在中国推出了一个搜索引擎，将对“法轮功”网站进行审查，并将读者重新定向到批评这一运动的网站。

• 国际政府、基金会和公司给“法轮功”提供的资金未达李洪志的需求（Kavan，2020）。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