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我国古代反邪教立法最为丰富的朝代。邪教捏造谣言，煽动反清情绪，甚至起而反清。邪教问题成为清代最大的、最难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清政府的反邪教立法主要有： 

一是对正统宗教以外的各类民间宗教实行教禁。顺治三年（1646年）有人奏称：“近日异端蜂起，有白莲、大成、混元、无为等教。种种名色，以烧香礼忏，煽惑人心。因而或起异谋，或从盗贼，此真奸民之尤者者也。”清政府借用《大明律》中有关禁止师巫邪术的律文，严厉禁止、镇压邪教。顺治四年（1647年）颁行的《大清律集解附例》“禁止师巫邪术”条规定：“凡师巫假借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名色）；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异端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惑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二是将私习邪教正式入罪，加大对反邪教法执法渎职惩罚力度。清政府根据反邪教实践需要，不断加大对邪教犯罪的打击力度。顺治十三年（1656）谕令礼部“大揭榜示”，对仍习“邪教”者，从严从重处罚；对于查处“邪教”不力的官员，责令礼部参奏处治。该上谕是：“朕惟治天下，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黜邪术。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化而免祸患。此外，乃有左道惑众，如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名色，邀集结党，夜聚晓散。小者贪图财利，恣为奸淫；大者招纳亡命，阴谋不轨。无知小民，被其引诱，迷惘癫狂，致死不悟。历考往代覆辙昭然，深可痛恨。向来屡行禁饬，不意余风未殄，堕其邪术者，实繁有徒。京师辇毂重地，借口进香，张帜鸣锣，男女杂杳，喧填衢巷，公然肆行无忌。若不立法严禁，必为治道大蠹。虽倡首奸民，罪皆自取，而愚蒙陷网，罹辟不无可悯。尔部大揭榜示，今后再有踵行邪教，仍前聚会、烧香、敛钱、号佛等事，在京着五城御史及地方官，在外着督抚按道有司等官，设法缉拿，穷究奸状，于定律外，加等治罪，如或徇纵养乱，尔部即指参处治。”

三是用立法形式督促政府官员治理邪教。康熙五年开始制定对官员治理教门的奖惩办法，规定：“凡邪教惑众，在京五城御史，在外督抚，转行各地方官严禁查拿。如不行查拿，督抚等徇屁不参事发，在内该管员每案罚俸三月，在外州县官降二级调用，督抚罚俸一年。”康熙五十年规定： “各处邪教，令该督抚严行禁止。若地方官不行严查，或别处发觉者，将地方官及该督抚，一并严行查处。”雍正十一年，清廷修订律例，规定：“凡有奸匪之徙将各种避刑邪术私相传习者，为首教授之人，拟绞监狱，为从学习之人，杖一百，流三千里。”

四是加大邪教犯罪刑事打击的力度。乾隆朝对秘密教门加大了打击力度，开始把“倡立邪教，传徒惑众滋事”等列入比照谋反大逆及谋叛定罪条款，规定：“有人本愚妄，或希图诓骗财物，兴立邪教名目；或挟仇恨编造邪说，煽惑人心，种种情罪可恶” ，则照反逆定罪。如果“兴立邪教，尚未传徒惑众及编造邪说，尚未煽惑人心”，则比照谋叛定罪。“谋反”、“谋大逆”、“谋叛 ”为“十恶不赦”之罪，其中谋反大逆为“十恶”之首，处以凌迟极刑，并要株连九族。乾隆五十八年规定：“烧香集徒为从者，发边远充军。”嘉庆十九年规定：“刑部奏准定例，嗣后红阳教及各项教会名目，拜师授徒，即遵照安杰案内奉谕旨，发往乌鲁木齐为奴。”“未传徒者，俱发边远充军。又，一应左道异端，邻甲知情不举，照违制律治罪，并照例刺字。”这些处罚比顺治时期《大清律》中的规定明显加重。

清朝的反邪教立法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尽管其有时代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其却有科学进步的方面，对今天我们反邪教治理有积极意义。

　几点启示： 

1.促进立法系统化，强化官员治理邪教的责任感。将现有分散在宪法、刑法、社会治安管理条例中零散的有关反邪教的法律法规整合起来，制定系统专门反邪教法律。在法律中明确各级反邪教部门及有关人员责任，奖惩结合，可有效防止在反邪教工作中发生渎职、失职行为。

2.加强对正统宗教和信仰组织的管理，防止其邪教化。清代继承《大明律》的反邪教法律规范，严禁正统宗教以外各类民间宗教的设立、传教、习教、集体宗教活动和正统宗教以外各类邪经邪像私藏行为。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健全反邪教行政管理体制，有效避免宗教摇摆于正邪之间或邪教化的风险。

3.加大刑罚处罚力度。清代邪教犯罪比照谋反大逆及谋叛定罪处罚，显然处罚是很重的。现行的刑法第300条规定：对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我们可以探索在原规定的基础上，适当提高起刑点，增加无期徒刑、死刑等刑种，使反邪教刑事立法更完备。